同情心引发的事件
2020年，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人被一名警察用膝盖强压在颈部，最终无法呼吸而死亡。一名白人警察压制一名无力反抗的黑人的镜头，在主流媒体上反复滚动播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于是，一场以反种族主义为名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甚至伴随街头暴力，迅速蔓延全美国，并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加入这场运动的热血青年带着满满的正义感，控诉那些对此事保持沉默的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被全副武装的白人警察压制得无法呼吸，你的同情心怎能无动于衷呢？一些基督徒更是拿出“行公义，好怜悯”的圣经经文，为支持“黑命贵”运动背书。请注意，在这个事件中，人们的同情心是一股强大的动力。
六年过去了，2025年年底，同样是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苏达州，一位独立YouTuber尼克·雪莉（Nick Shirley）用镜头揭露索马里移民社区大规模托儿所中心的欺诈行为，在全美国引起轰动。左派主流媒体无法回避此事，却在报道中为索马里社区辩护，并质疑尼克·雪莉报道这件事的正当性。左派主流媒体为什么不深挖福利欺诈的真相，反而为欺诈嫌疑人辩护？同样是他们的同情心在作祟。他们觉得，索马里移民在美国社会是弱势群体。关心弱势群体，这符合同情心的心理机制。
因为明尼苏达州存在大量福利欺诈，并聚集了大量的索马里移民，美国执法机关增派警员前往该州，其中包括大批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随后，左翼活动家聚集了大量群众，阻挠ICE执法，甚至攻击执法人员。2026年年初，一名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开车试图撞击一名ICE执法人员。视频显示，这名执法人员被汽车撞击并向斜前方拖曳，在这种情况下，该执法人员向冲撞他的司机开枪反击。这名司机被击毙。
无论如何，这位女士的死值得同情。愿她的亲人得到安慰。她的死令人感到伤痛和遗憾。但是正如副总统万斯所说的，除了她的死令人遗憾和同情之外，值得同情的还包括，这位女士也是左翼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是她信奉的左翼意识形态促使她加入了阻挠ICE执法的队伍。最终，她为了做一件错误的事情而丧命，她的确值得同情。至于那位ICE警察是否防卫过度，就交给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这位警察需要被处罚，那就按照法律对他实施相应的惩处。
但是，左派主流媒体仿佛吸血鬼闻到了血腥味，蜂拥而至，把ICE执法人员描绘成残暴的刽子手，把死去的司机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试图再次渲染仇恨、激发民众愤怒，发动一次类似于2020年“黑命贵”的全国游行和暴动。他们同样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因为按照同情心的心理机制，弱者总是值得关心的对象。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ICE执法人员在武力上占有优势，而抗议群众处于武力弱势地位。所以，人们会本能地站在抗议群众一边，觉得ICE以强凌弱。如果观众仅看CNN等主流媒体的标题和带有主观立场的评论，也会很自然地基于同情心，为“受害的”司机抱不平。但是，同情心真的可靠吗？出于同情心的行为一定是正义的吗？
同情心的正当性
同情心本身并不是坏东西，但是，同情心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又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很容易被坏人欺骗、利用并蹂躏。
同情心是指一个人理解他人的痛苦，在情感上与他人的处境产生共鸣、体会他人的感受。英文中通常被翻译为同情心的两个词是sympathy和empathy。
同情心的存在是合理的， 并且，同情心本身是好的。我相信，同情心来自于上帝对人类的创造，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因为它是上帝在人类心灵深处烙印的一种本性。一个正常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同情心，只是程度不同。
在圣经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同情心”这个词，但有一个相关的词叫做“怜悯”，英文是compassion和mercy。Mercy这个词的神学含义更强，带有赦免和救赎的意味。但无论是compassion还是mercy，都比同情心更深刻、更有能力。怜悯不仅只是理解或体会他人的痛苦，还会为了减轻他人的痛苦而付出行动。如果说同情心主要强调一种感受，那么怜悯除了感受之外，还会有动力去承担责任、表达具体的爱。
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而不仅仅只是拥有同情心。但是，如果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也很难真正怜悯他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怜悯包含了同情心，但又超越了同情心。
上帝是怜悯的，怜悯是上帝的一种品格。所以，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时，也把怜悯的道德意识——包括同情心——放在人的良心深处。因此，当人们看到弱者被强者欺负时，会本能地生出怜悯之心。这是普遍的人性。
罪性与魔鬼的伎俩
然而，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后，人性被罪污染，人的怜悯心，包括同情心，也被罪所污染。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们看到无辜的弱者被强权欺压，虽然内心生出同情，却只叹一口气便转身离去，不愿为了同情的人而付出代价，更在意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人类普遍的本性。
当然，还有很多人成为有权有势的强者后，亲自欺压弱者，同时对被自己欺压的弱者毫无同情，他们的良心仿佛麻木了。这也是罪性的表现。
但是，上述两种罪相对容易察觉。而那些不易察觉的隐秘之罪，往往会酿成更深远的破坏。罪如何以隐秘的方式扭曲人的同情心呢？魔鬼又如何利用人的同情心破坏上帝创造的世界呢？
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奸诈的商贩用天平称物品的重量。天平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地心引力的原理，使物品和秤砣在重力上达到平衡。商贩无法改变地心引力，但他可以改变天平上的刻度——把一斤改成五两，把五两改成二两——就可以弄虚作假、欺骗客户。
同样，怜悯心是上帝在人心里安置的人性法则，正如《罗马书》2章13-15节所说，上帝在人的良心里刻下了道德意识。魔鬼无法改变上帝放在人心里的道德意识，包括怜悯心和同情心。但是，魔鬼可以改变道德的标准，魔鬼可以制造你同情和怜悯的对象。魔鬼可以把善的说成恶的，把恶的说成善的；魔鬼可以篡改正义的标准，把“弱者”直接等同于“正义”。只要一个人或一群人被魔鬼定义为弱者，他们就成了正义的化身，而你的同情心会本能地同情弱者，于是，你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也让你觉得自己站在正义一边。你带着正义感跟随魔鬼，违背了上帝制定的真正的正义。
谁来决定你同情谁？
魔鬼很善于通过罪性操纵人的同情心。魔鬼的第一个手段就是散播谎言——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不只是虚构不存在的事情，也包括利用一小部分事实扭曲真相。这是当今左派主流媒体最常用的手段。比如，的确那位白人警察把膝盖压在了弗洛伊德的颈部，这是事实；弗洛伊德死了，这也是事实；那位警察是白人，弗洛伊德是黑人，这也是事实。但是，主流媒体利用这些事实元素，编造了一个违背整体真相的叙事。他们不告诉你，或者试图掩盖、淡化弗洛伊德事前大量吸食毒品的事实，也不让你把弗洛伊德的死与体内毒品的作用建立任何因果关系。他们只想让你相信，弗洛伊德唯一的死因是白人警察基于种族主义的暴力。他们把这一个案普遍化、扩大化。他们不告诉你弗洛伊德曾使用假钞、用枪顶住孕妇肚子的事实，也不告诉你他在与警察对峙期间是否反抗警察。媒体把这个有犯罪记录的人描述成了反抗种族主义的道德英雄。如果这一套叙事是真实的，你当然应该怜悯弗洛依德，并带着正义感加入“黑命贵”游行的队伍。的确，很多人相信了主流媒体的叙事，在事实判断上就被欺骗了。媒体首先为你包装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如果你对媒体没有足够的免疫能力，你的同情心一定会被调动起来，并且只是同情媒体指定的对象。
我不是说弗洛依德丝毫不值得同情。无论他是怎样的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对于一个生命的失去，对于他亲人的伤痛，我们应该同情。但媒体试图放大你的同情心，利用你的同情心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是说你的同情心不对，而是你如何让你的同情心在理性的平衡与制约之下做出智慧的判断。
“自义”与同情心
当你的同情心发作时，你的罪性也会同时运作。有一种罪性叫做“自义”，即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正义感和怜悯心是不可分割的。正义感要求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当你看到一个弱者被虐待，你觉得他遭遇了不公，便会怜悯他，同时为他寻求正义。于是，你自然认为自己对弱者的怜悯是正义的。
这种自义会让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俨然代表正义之师。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人士常被称为“道德婊”——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行为和立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怜悯弱者。
怜悯弱者，本身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左派的怜悯是选择性的怜悯，他们只愿意怜悯那些能让他们获得道德光环的人，而不愿怜悯其他受害者。比如，最近左派媒体怜悯索马里移民，却不怜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尽管这些纳税人的劳动成果被欺诈了；他们怜悯弗洛伊德，却不怜悯在夏洛特被黑人割喉而死的乌克兰女孩；他们怜悯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却不怜悯被马杜罗政权虐待的普通人民；他们怜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却不怜悯被绑架和杀害的以色列人质。
他们选择性地怜悯自己定义的“被压迫者”，却对其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认为其他人罪有应得。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也是因为他们喜欢用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打造道德牌坊。这是一种虚伪的自义。“人道主义”常常被左派人士当作标榜自己正义与道德的工具，但他们却总是选择性地对一部分人表现出人道关怀，而对另一部分人冷漠。例如，他们对穆斯林伸出貌似慷慨的人道之手，却对尼日利亚大量基督徒被屠杀漠不关心，仿佛那些人死有余辜。
“自我中心”与同情心
除了自义，同情心还会被“自私”的罪性绑架。当有人看到马杜罗被美国士兵押解到美国，他们感到不舒服。一方面，他们在法律层面想不明白川普怎么可以下令这样做；另一方面，他们有点同情马杜罗——正如他们同情明尼苏达被ICE击毙的袭警司机。他们看到武力强大的一方压制武力弱小的一方，同情心本能地想为弱者打抱不平。
听说一些非法移民因为ICE严格执法而无法像往常一样生活和工作，甚至被迫返回原籍国，他们对这些非法移民心生怜悯，并因此反对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因为川普政府严格执行移民法律导致的一些现象触动了他们的同情心，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确，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死去的画面会不舒服，看到开车冲撞ICE警察的司机死去也会不舒服，任何暴力画面都令我们不舒服。对死者产生同情，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这种同情心导致的不舒服感受究竟有多重要？
有些人把自己的情绪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最在乎的不是法律和秩序，也不是美国的长治久安，而是自己的感受。他们认为，川普的政策导致了那些令他们感觉不好的事情发生，于是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川普。分明川普是在为美国公民的利益守护法律和秩序，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减轻国家不可承受之重，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长远的利益和神圣的秩序。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当作判断正义的标准。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
就像我若干年前一篇文章中的比喻：川普在逆流而上，抵挡冲垮美国的巨浪，在这场搏斗中，他的动作溅湿了一些人的衣服，他们就对川普耿耿于怀。他们根本不在乎美国大厦一旦坍塌，自己和子孙都将承受苦难。如果不解决国家危机，美国国内的合法公民和非法移民都危在旦夕。但他们不考虑这些长远的得失，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川普的动作太大太猛，导致震动太大，他们感觉不舒服，就怨恨川普。这是一种缺乏理性和长远眼光的情绪化反应。同情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交织在一起，让很多人是非不分。
虚假的善良是通往地狱之路
同情心如此容易被欺骗和利用，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并不是说同情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罪影响了人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的罪性所导致的。
当年，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change”（改变）。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他要改变美国的基本价值，让美国价值的根基不再是基督教价值观。如何改变呢？奥巴马说：“同情心是改变世界的品格。” 同情心成了左派政客利用的工具。
查理·柯克（Charlie Kirk）曾经清晰地指出过同情心被左派政治操纵的现象。他认为，现代左派政治以“同情弱者”为道德起点，却拒绝讨论行为的后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公民个人的道德责任。但没有真理与责任的同情心不是美德，而是一种危险的幻觉；真正的怜悯必须与道德秩序并行。 当同情心脱离真理、责任与秩序时，它会变成一种道德操控的工具。
左派政治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常常把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公共政策混为一谈。他们不愿意自己付出代价去履行道德责任，却喜欢喊口号，或者通过投票让政府制定一些看似有同情心的公共政策，用这种方式满足道德上的自义。
但是， 仅凭情绪化的同情心来制定政策，往往会伤害更多人。 一个国家如果用情绪来治理，最终会变得残忍，而不是仁慈。 如果一个政策造成长期伤害，我们就不能因为起初的‘动机是善的’而不批评它。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了一句智慧的格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用善意铺就的。”意思是，人可能出于善意行事，却因骄傲、无知或僭越上帝的秩序而导致灾难性后果。人类将因自以为的“善良”而自毁——因为魔鬼篡改了善良的标准，而无知的人们凭着同情心产生的情绪，接受了魔鬼的标准。
如何避免同情心被操纵？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自己的同情心被操纵，以及如何正确的处理同情心？
第一，建立对左派媒体的“免疫力”
首先，必须建立对左派媒体的免疫能力。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不要轻易相信左翼媒体灌输给你的片面报道，更不要接受它们顺带兜售的道德判断结论。在你的客厅或卧室里，把电视拆掉，或者干脆切断信号线、取消订阅。包括
CNN、ABC、MSNBC 等主流媒体的电视节目和网站，都应当被你视为“病毒”一样远离。如果你不能对主流媒体保持高度警惕和本能的抵触，你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它们诱导和操纵。
在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当你看到或听到主流媒体的信息时，你的第一反应应当是：“反着看”。
你要意识到：主流媒体吹捧的“好人”，很可能是坏人；主流媒体高举的“正义运动”，很可能正在摧毁人类文明；而主流媒体持续抹黑、攻击的对象，反而可能是值得赞赏。对于主流媒体的叙事与宣传，凡事都“反着看”，往往更容易接近真相。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自媒体或
X（推特）上的账号就一定可信。自媒体同样充斥着假新闻和大外宣。一个聪明的人，身处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必须学会慎思明辨，保持理性与冷静。
第二，警惕披着“同情心”外衣的自义与骄傲
其次，要不断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隐藏着自义与骄傲。要持续自省、悔改，祈求圣灵光照你的心思意念，使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显明出来。要常常把自己从道德制高点上拉下来，警惕并拆毁为自己树立的“道德牌坊”。
例如，当一些左翼分子以女权主义的名义攻击保守派大法官时，他们却同时拒绝批评穆斯林社会中对女性普遍存在的歧视与压迫。他们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由进行自我审查。这说明，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女性。他们所展示的，不过是一种“同情心的假象”，看似为女性发声，实则是借“女性议题”来掩饰他们对保守派的仇恨。他们对保守派的攻击之所以显得“正义感爆棚”，是因为同情心被用作道德包装。他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双重标准，认识到自身的虚伪，以及内心真实的动机。而那些尚未走到这一步的人，也同样需要不断自省，避免自己一步步滑入这种自义的深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忏悔本身也可能被滥用为一种道德资本。如果一个人把忏悔当作彰显自己道德优越感的工具，那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忏悔了，甚至需要“为自己的忏悔而忏悔”。
例如，觉醒文化要求白人为历史上的种族问题感到羞愧，并进行公开忏悔。而那些接受这种文化的白人，却往往以“我已经忏悔”为荣，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那些拒绝忏悔的白人。
他们看似谦卑，实则是在用忏悔制造一种新的自义。无形之中，他们又为自己立起了一座新的道德牌坊。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为隐藏在忏悔背后的自义而真正地忏悔。
第三，不要用情绪取代上帝设立的神圣秩序
第三，为了避免滥用同情心，你必须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不要过度看重自己的感受，而要敬畏上帝，尊重祂所设立的神圣秩序。
当你看到一名全副武装的
ICE 执法人员将一位阻挠执法的女士推到一旁时，你的同情心很可能会本能地站在那位女士一边，你会对这一幕感到心理不适。但你必须提醒自己：你的感受并不是衡量是非的标准。退一步说，即便某位
ICE 执法人员存在执法过当的问题，也不能因此证明那些阻挠执法的群众是正义的。
似乎上帝洞悉了人性的弱点，知道人类很因为同情心的趋势而偏离公义的准则，所以，在旧约律法在，上帝提醒以色列民在施行司法审判时，不可以偏袒穷人。出埃及记
23:3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利未记 19:15也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上帝设立了道德秩序，也将刀剑的权柄交托给政府，用以维持法律与秩序。过去若干年，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这一职责，导致法律与秩序的严重混乱。如今，川普政府只是重新严格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做政府本该做的事情。而那些被“同情心”驱动、阻挠 ICE 执法的左翼人士，客观上已经成了破坏法律与秩序的帮凶。
当然，在个人层面，如果我有朋友因移民法的严格执行而生活受到冲击，我会同情他们，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活需要。但我不能用个人的同情心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因为，上帝赋予政府的职责不是扮演慈善家，而是维护祂所设立的神圣秩序。不要让你的感受取代上帝设立的秩序。
第四，以长远与整体的眼光看待公共政策
第四，理性的公民必须以长远、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公共政策。大多数人只关注眼前利益，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守护国民的长远福祉。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迎合短期情绪与即时利益，最终只会带来长期灾难。同样，负责任的公民也应当要求政府从长远与大局出发制定政策。
从这一角度看，便能理解川普政府为何重视格陵兰岛的问题。格陵兰岛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关乎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川普曾指出，在格陵兰岛周边，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活动日益频繁，这对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
专制政权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世界蔓延，负责任的“医生”必须动手术。手术必然带来痛苦，但若只因为当下的疼痛而拒绝手术，最终整个身体都会走向崩溃。
正如 Glenn
Beck 所说，当今欧洲的穆斯林化趋势几乎不可逆转，而欧洲左翼长期纵容甚至包庇激进伊斯兰主义。若干年后，欧洲可能成为激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基地，而格陵兰岛正位于欧洲与美国之间。所以格林兰岛事关下一代美国人的安全。这不是川普政府自身的安全问题，而是每一个美国人、以及他们子孙的安全。
如果你只在意当下的感受和短期利益，你就无法理解，也不会支持川普政府所做的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当这样的选民越来越多，民主国家便可能在“同情心”的驱动下，作出毁掉未来的选择。选民的眼光，决定了民主政治的质量。
第五，区分个人道德责任与政府公共职能
最后，要正确使用同情心，必须清楚地区分个人道德责任与政府公共政策。对弱者有同情心是美德，但你不应要求政府按照你的同情心来制定政策，否则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你若有同情心，就在私人领域履行你的道德责任，亲自付出代价去帮助你所关心的人；
而不是把你的责任推给政府，不要通过公共政策把你该付的代价转嫁给其他纳税人。更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感受，而推动政府偏离上帝赋予它的轨道。善良的动机值得肯定，但善意并不自动保证行为一定是正确的。不要在同情心中自我陶醉，否则，同情心就会成为被操纵和滥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