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谈到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反驳了忘恩负义的指控。有一些人把罗马的陷落归咎于基督教。他们说，是因为罗马人拥抱基督，而放弃了罗马人从前敬拜的诸神，所以，遭到了诸神的报复。奥古斯丁说，基督教信仰并非罗马衰败的原因。那么，罗马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指出，罗马政治衰败的原因是道德的败坏。而罗马人道德的败坏与他们的异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奥古斯丁谈到了宗教，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罗马的历史，也可以反思中国和美国。
罗马
奥古斯丁谈到，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公元前201年）之间，罗马人达到了较高的道德水准和罗马社会的和谐，但这并不是因为罗马人热衷正义，而是因为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的政权威胁罗马的和平。罗马人因为受到外敌压迫的忧患意识，而在生活上表现出自我节制，而不敢放松警惕，过声色犬马的生活。
但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年）中，迦太基灭亡了，罗马失去了外在的威胁，也丧失了忧患意识，就开始温饱思淫欲。于是，社会内部的争斗、贪婪、野心和财富滋生出其他很多恶习。
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罗马城邦就已经跌入了道德低谷。当时的罗马已经充满了奢侈、贪婪、奴役和下流的道德风气。那时，基督教还没有兴起。罗马人还在敬拜诸神。但是，罗马人并不把这些道德上的邪恶归咎于他们的诸神。最终，道德的腐败导致了罗马政治的衰败，他们在政治上遭遇的苦难是他们的高傲和享乐导致的结果。但是，他们却归罪于基督徒的信仰。
然而，耶稣基督把最高尚的道德颁布给人类，这些道德诫命明显可以抵御罗马败坏的道德风俗，而且基督带来的救赎可以扭转人们罪中的沉沦。但是，罗马人的假神却不能向敬拜者颁布高尚的道德诫命，更没有能力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罗马人对诸神的信仰导致了道德的腐败，加速了罗马的灭亡。
在这里，奥古斯丁谈到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公民的宗教信仰决定了公民的道德，公民的道德决定了国家的政治。道德是政治的根基。宗教信仰是道德的根基。所以，宗教信仰决定了政治生态。宗教是根，政治是果。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适用于全人类。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圣经列王纪下17章15节说，以色列人随从虚无的神，自己就成为虚妄。这是以色列人王国衰败的根本原因。罗马书第一章也谈到这个普世性的真理，因为世人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于是就产生了罗马书第一章描述的各种道德上的败坏。
美国
只有当人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去敬拜良善的独一真神，人们的道德才有可能提升，政治文明才有存在的基础。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的观察中也有明显陈述了这一原则。托克维尔在19世纪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社会中的道德和宗教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宗教和道德不仅是美国民主制度得以成功运行的关键支撑，也是美国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石。托克维尔谈到了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论述的类似的观点。
托克维尔看到宗教是道德的基础。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在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尽管美国存在众多教派，它们在崇拜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道德原则上却高度一致。托克维尔注意到，所有教派都以上帝的名义宣扬相同的道德法则，这种一致性使得宗教成为美国人行为规范的共同来源。他认为，这种道德共识超越了教派分歧，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伦理框架。
他特别强调，宗教通过约束个人的私欲和冲动，防止了民主社会中可能出现的过度个人主义和无序状态。在托克维尔看来，如果道德的根基没有宗教的支持，民主的自由很容易堕变为放纵或混乱。而在过去这几十年，美国社会的道德衰落正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松动了，于是道德的大厦便会塌陷。
托克维尔也谈到了宗教对民主政治的支撑作用。托克维尔认为，宗教在美国不仅是个人信仰，更是一种“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他发现，美国的民主之所以能够维持，与宗教对民情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他写道：“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去做他们乐意做的事，宗教信仰阻止他们产生去做这些事的想法，并禁止他们去做那些鲁莽与不公正的事情。”换句话说，宗教为自由设定了界限，使其不至于演变为无政府状态。
托克维尔也论述了宗教与民情的互动。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情”，即国民的习惯、观念和道德风尚，认为“民情”比法律和制度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在美国，他观察到宗教深深嵌入民情之中，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等地区，早期移民将基督教的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他举例说，美国学校不仅教授知识，还传授宗教信仰和国家历史，这种教育培养了公民的责任感和对共同价值的认同。他认为，这种由宗教滋养的民情，使得美国人能够在没有强制行政集权的情况下自我管理，从而维持了地方自治和民主的活力。
托克维尔也把他观察到的美国对欧洲进行了对比。在欧洲，他看到宗教往往与自由对立，甚至在18世纪哲学家的影响下被视为自由的对立面。但在美国，他发现宗教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殖民者将基督教的民主精神带入新大陆，形成了“民主与共和的宗教”。他认为，这种独特的融合是美国政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欧洲若忽视宗教的力量，可能难以实现类似的自由与秩序平衡。
事实的确如此，今天的欧洲现状不幸被托克维尔言中。当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拒绝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他们既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秩序。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也面临同样的危机。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二卷第20章这样描写罗马的道德腐败：“到处都是舞影婆娑，戏台上充满放浪的喧哗，人们以各种最残忍而下流的方式放纵贪欲。凡是不喜欢这样的快乐的人，他就是国家公敌，只要有人试图改变或取消这些事，他们就会被噤声，他们在城邦里的席位就会被剥夺，甚至会为此而丧命。”
前些年，美国的激进左翼在主流媒体和大学校园里推广他们所谓的“进步”议程，奥古斯丁笔下罗马人的“舞影婆娑”和“戏台上放浪的喧哗”就表现为乱性、同性、变性等纵欲的主张和行为。反不喜欢这种主张和行为的人，就违背了左派的政治正确，遭遇取消文化的惩罚。而保守的基督徒恰恰是反对这股潮流的中流砥柱，所以，保守派的基督徒自然成了这股主流世俗文化的敌人，为了信仰而遭遇逼迫。
当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打压，人们失去的不只是基督教信仰，还会失去自由和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为了挽救美国，而致力于保护基督教信仰在公共领域的自由空间和影响力。
但是，如果没有民众普遍的道德归正，这种自上而下的改变是不稳定，也不持久。行政命令和法律不能改变人心。而道德来自于人心灵的归正。福音带来的救赎能力才能归正人的心灵。当更多人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经历基督的救赎，在道德上觉醒，并对其获得战胜罪恶的能力，道德才有可能大范围地归正。当道德归正，在政治层面，才有可能长期维持和平与正义。
当然，作为政治家，他们的责任是维护地上国家的秩序。他们能看到基督教对地上国家的积极作用，并珍惜基督教的作用，这是值得称许的执政理念。基督徒不需要指责川普政府利用基督教实现“美国再次伟大”。川普作为地上国家的掌权者，他的工作就是让他所治理的国家伟大。而复兴基督教信仰不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责任，而是教会的责任。政府若是可以保护基督徒和教会实践信仰的自由，这就符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教导了。
当然，教会传讲福音、造就门徒的终极目标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天国的伟大得以彰显。所以，教会作为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不应该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政治工具，但是教会确实需要教导基督徒看清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教会和政府各自的职责。而奥古斯丁谈到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关系，就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中国
用双城论的框架，我们可以从美国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中看到上帝之城的祝福在地上的彰显。宗教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不仅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凸显了这一事实，中国的历史也不例外。批判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把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描述为黑暗、腐败和愚昧。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基督教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们在中国接受过这种观念的灌输。但是，仅凭常识我们就可以质疑这种历史观。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承认基督教在道德上教人向善，一个教人向善的宗教信仰怎么会塑造出愚昧而邪恶的社会？
事实上，当中国人普遍接受了反宗教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同时，中国人也普遍接受了另一种没有冠以宗教之名的信仰。这一套信仰非常复杂。比如，人们敬拜帝王，惧怕政府，崇尚权力和金钱。人们把政治领袖摆在神坛上，用对政府的感恩与恐惧，取代了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畏。人们用无神论和进化论取代了创造论，用大同社会的乌托邦建立了末世论，用斗争哲学塑造了伦理学，用政治手段当作自我救赎的法则。人们用民族主义定义自己的身份，取代了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中实现的身份。中国人的信仰包含了帝王崇拜、儒家传统以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信仰虽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却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民情，也进一步塑造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在《上帝之城》第二卷第21章，奥古斯丁引用了西庇欧对政治的论述：共和就是人民之事。作为众人之事的共和，要么通过一个国王，要么通过少数贵族，要么通过全体人民，达到善和正义的治理。
这里就谈到了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但是，君主、贵族和人民，哪一个更可靠呢？如果君主不公不义，君主制就会变成专制暴政。如果贵族失去了美德，贵族制就会变成鱼肉人民的寡头政治。但是，如果人民普遍愚昧无知，民主政治也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们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但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成了残暴的杀手，或者成为暴君的帮凶去执行杀戮。而且，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那些不随从人民集体作恶的少数有良知的人会被大多数人以集体的名义批斗或杀害。
前面谈到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二卷第20章这样描写罗马的道德腐败：“到处都是舞影婆娑，戏台上充满放浪的喧哗，人们以各种最残忍而下流的方式放纵贪欲。凡是不喜欢这样的快乐的人，他就是国家公敌，只要有人试图改变或取消这些事，他们就会被噤声，他们在城邦里的席位就会被剥夺，甚至会为此而丧命。”
如果你把这里的舞影婆娑换成手中高举毛主席语录，把戏台上放浪的喧哗换成大街上高喊的革命口号，这不就是文革的翻版吗？人民陷入了集体疯狂。那些不参与或不认同这场运动的清醒者，会被剥夺政治权利，甚至被剥夺生命。这种事情发生在家人之间、朋友之间、亲属之间、同事之间、邻舍之间，导致这个社会道德崩塌。
但为什么人民会如此疯狂地集体犯罪？因为人民的宗教信仰出了错。因为人民用宗教般的热情敬奉的偶像就是一个喜欢政治斗争的皇帝。这种宗教崇拜碾压了人伦道德。于是，这位皇帝不需要亲手杀死一个人，人民就会自相残杀，相互批斗。 那不只是一场政治运动，那是一场宗教狂欢，那也是一场道德悲剧。
罗马多神宗教在道德上放纵人性，促成了罗马社会的腐败，最终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防御能力。然而，并非所有错谬的宗教信仰与败坏的道德风气都会立刻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微。纳粹德国以极权主义灌输民族主义、领袖崇拜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近似宗教的信条深植人心，凝聚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一旦成为全民信仰，不仅能带来国内的统一与高涨士气，还可能在正义之名下发动集体犯罪，对全人类带来浩劫。除了反思罗马人的历史之外，中国人还应该从德国人的历史中学习的功课。
在众多历史教训中，中国人首先需要学会直面自身的历史错误，并进行深刻忏悔。没有这种自我反思与忏悔，民族自豪感不过是虚幻的自我欺骗，一个民族也难以在文明的阶梯上迈进。然而，深刻反思与忏悔需要强大的道德勇气，而这种勇气往往源于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所孕育的谦卑、忏悔、宽恕、敬畏与信实等美德，正是中国当下最为稀缺的财富。这些美德并非源于任何民族的创造，而是来自独一的造物主。
然而，长期生活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中，我们往往习惯于借助“人民”“国家”“民族”等抽象的集体概念，来掩盖我们自身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当我们谈论自省与忏悔时，请不要将盼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当我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我并不想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包括我自己，躲藏在“民族”这一宏大的叙事背后，期待别人代替你我承担道德责任。因为在上帝审判万民之时，每一个人都必须独自站立在祂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向祂交账。
正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论述宏大叙事时，并未忽略具体的个人。他提到了那些在蛮族入侵中被强暴的女子，其中包括基督徒女性。她们的贞洁是否因此而丧失？她们因羞耻而选择自杀，这是否合理？奥古斯丁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回应。这是我们下一次要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