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中国人民为“现代化”满怀憧憬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文集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韦伯在20世纪初就已精确地诊断出现代化的危机。韦伯所谈的，不是中国问题，也不是西方问题，而是人类普遍的困境。
古罗马人的错误
这种困境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显现。当罗马拥抱基督教几十年后，罗马城被蛮族攻陷。一些罗马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放弃了祖先曾经敬拜的诸神，遭到诸神的报复。但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罗马人敬拜的神并不能保护他们，因为这些所谓的神只是人虚构出来的。而人常犯的错误是，拒绝那位真正能实现救赎并带来祝福的真神，却去拥抱那些不能拯救人的假神。
奥古斯丁引用古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的诗句论证说：“既然维吉尔如此描述了那些被征服的神，并说他们一旦被征服，就要依靠人才能逃脱，那么，认为把罗马托付给这样的神守卫，认为只要不失去他们，罗马就不会灭亡，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啊！”事实上，罗马人敬拜的神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导致了罗马的败落。一方面因为这些神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关这些神的传说促使了罗马人道德的败坏。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一些罗马人开始怀疑基督信仰，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想要重新寻求历史上他们的祖辈敬拜的假神的庇佑。这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本应该秉承基督信仰继续前行，而不是寻访祖辈的偶像崇拜。在历史的镜像对照中，后基督教时代的人们想要沿着“去基督化”的道路继续向前狂奔，却不愿意回到历史中寻访基督信仰的智慧。同样，这是错误的做法。
基督教的贡献
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离不开基督教信仰的积极贡献。可以说，基督教信仰为现代文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例如，《圣经》教导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这一真理奠定了“人人受造而平等”的观念，后来成为人权思想的基础，影响了西方法律与宪政文明，并促进了奴隶制度的废除。耶稣和新约使徒教导的“爱人如己”和“爱仇敌”的道德原则塑造了和平与宽容的伦理观，并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多由教会推动（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最初目的是训练神职人员，但也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术精神。宗教改革后，新教推动普及阅读圣经的教育，促进了全民识字。许多现代科学的奠基者是虔诚的基督徒，如牛顿、开普勒、帕斯卡、法拉第。他们相信大自然因上帝的创造而有秩序，也相信人作为理性的受造物可以认知上帝的创造。这种信仰中的理性探索推动了现代科学革命。
旧约圣经中关于公平正义的律法，促进了法治精神的形成。宗教改革时期的改教精神推动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现代民主的发展。清教徒的“天职”观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天国的好消息，而不是改良社会的工具。但当基督信仰普及，大量重生的基督徒组成的社群便会将上帝之城的祝福带给地上之城的人类。这不是教会的政治目标，而是福音复兴之后产生的结果。
然而，人类的错误在于，只想要基督教信仰所结的果子，却拒绝基督教信仰本身。如果说现代文明如同是基督教土壤上长出的花朵，人们却试图将这些花朵从土壤里的根上剪断，把这些断了根的花朵当作偶像膜拜。然而，这些花无法医治人类的顽疾。人类的出路蕴藏在孕育文明的信仰之根中。而文明的果实不是人类的救星，
现代文明的福祉来自上帝之城的光照，亦即来自基督信仰。当人们拒绝上帝之城的光辉，地上之城就会陷入黑暗。当人们拒绝基督信仰，现代文明就难以维系，人们留给后代的，就是现代化的危机。
韦伯的预见
韦伯并没有从神学的角度分析现代文明的危机。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颇有洞见的看法。早在一百多年前，韦伯就已预见现代化的危机。他指出，现代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向“理性化”的转变，各领域强调 “可计算、可控制、效率至上”。科技发展与资本驱动加剧了这一趋势，以追求效率为导向的社会机器加速运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内卷”。
同时，宗教信仰与道德伦理逐渐边缘化。人个体在社会中将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的心灵失去了终极的安慰和归属，逐渐成为社会机器中不由自主高速旋转的齿轮，失去了人最尊贵的特征：灵魂的自由。现代社会如韦伯所说，像“铁笼”一样困锁每一个人。韦伯写道：“在这个不可避免的铁笼中，人类最终被自己所创造的制度和理性逻辑所囚禁。”现代人通过理性建构了高效的社会系统，最终却失去了灵魂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
韦伯还提出了“祛魅”的概念，意指世界不再受神圣信仰和终极价值所主导，而是被科学、理性和计算统治。人的行为不再由神圣的旨意引导，而仅受制于效率与收益。于是，人变成了现代化的工具，而不再是现代化服务的目的。
西方
这场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社会早已体现。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举理性，拒绝上帝的启示；人们依赖科技，却淡忘了基督；人们满足于消费与感官享乐，却放弃了对圣洁的追求。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与世俗化同步进行。
现代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文化、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的危机。随着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兴起，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现代人从神创论的世界观和永恒的救赎盼望中失落了，灵魂失去了扎根于永恒的锚点，因而陷入存在意义的危机。当上帝不再被尊为绝对权威，社会便失去了共同的道德基础，道德体系也因此濒临崩塌。
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现代文明得益于人的理性。他们主张，启蒙运动使人的理性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从而为现代文明注入了自由发展的活力。如果说他们愿意从历史中学习一些有意义的功课，那么他们只愿重拾古希腊的理性，也不愿
接受基督信仰中上帝的启示。
但事实上，如果人的理性不被真理的启示所驯服，就如同一匹无缰的野马。它虽然可以自由奔跑、不断拓展疆界，但终究是没有方向的迷失。它或许在某些时候接近真理，却始终无法超越理性的局限，进入那完全的真理。上帝启示的真理，如同一位勇猛的骑士，骑在这匹野马上，驾驭并驯服了它。唯有在真理之主的掌管下，这匹马才能走出荒凉的旷野，找到智慧的泉源。
奥古斯丁之后的时代，基督教神学驯服了理性的哲学，为现代文明的成就积累了丰厚的智慧财富。然而，在启蒙运动时期，许多人却想把真理的骑士从理性的野马上赶下来。他们更渴望那不受约束的驰骋。他们在“放纵”与“自由”之间模糊了界限，看不出二者有何不同，因为他们深信理性的强大。
大部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并不愿意从基督信仰中寻访古道。他们如同古罗马人一般，寻找不能救人的假神，拒绝可以救人的真神。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等人，虽然接受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预警，并进一步使用其概念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指出现代社会的危机表现为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但他们并不愿从基督教信仰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反将教会视作现代社会不公与压迫的根源之一。若说基督教有何积极价值，他们只认为它或许能唤醒被压迫者争取解放的意识。这种看法与“解放神学”高度契合。因此，当20世纪“解放神学”盛行时，基督教的基要主义者指责解放神学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这一说法并非全无根据。
现代化的危机本质上是信仰的危机。然而，西方主流知识界并不愿重新拥抱基督信仰，他们认为那是倒退，会失去知识分子的荣耀。他们以“进步”之名，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不仅抛弃基督教，也抛弃理性，最终陷入虚无。他们竟认为“虚无”是“进步”，正如古罗马人相信虚无的神是救星。
如果说现代主义试图以理性建构文明的大厦，同时也逐渐意识到这座大厦存在裂缝和根基的松动，那么后现代主义则试图拆除这座已然动摇的大厦。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工具就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英文单词 “Deconstruction”
的字面意思就是“拆解现有的结构”。其核心思想在于质疑并颠覆传统的意义和结构，它强调对绝对真理的否定和对客观道德的怀疑。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本质上是破坏性的。
中国
如果说西方社会是在走过了基督教文明之后陷入现代性危机，那么中国则从未真正经历过基督教文明，而只是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工具，同时也吸收了大量反基督教的思想毒素。文明不止于科技与财富，其精髓在于灵魂的自由，道德的秩序、良知的觉醒，以及人对真理与美善的回应。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用富裕摧毁了幸福，用资本碾压了道德，用理性削弱了灵感，用制度扭曲了人性，用信息压抑了想象。
在每一次历史的窗口期，中国人都拒绝了基督教信仰这一西方文明的根基。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相对开放，知识分子面对来自西方的诸多选项。人们选择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在基督教信仰土壤上孕育的果实。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场抵制基督教的“非基运动”也应运而生。鲁迅、傅斯年等知识分子质疑甚至攻击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比如1922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北京举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引发强烈民族主义反弹。
“非基运动”的知识分子捧着民主与科学这两朵基督教文明孕育的花朵，自以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法宝。而就在同一时间，在德国，韦伯正在大学课堂上对现代社会的危机发出预见性的警告。而这些声音，东方古国的知识分子却未曾听见。他们也如古罗马人一样，把不能救人的假神当作救星。
不久之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选择了西方社会最为激进的反基督教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极端残暴的列宁主义。时间来到1970–1980年代，中国社会再次经历了一段相对开放、稍有思想自由的窗口期。那个时代涌现了许多诗人，如海子、顾城、北岛等。有自由的地方才有诗人。诗人的消失，标志着自由的失丧。那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也是人们可以自由思想的时代。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选择了背离基督信仰的世俗哲学。例如，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指南。
如今，中国也有少数不愿意附庸权贵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网络翻墙技术了解世界，试图与主流文明接轨。然而，这些稍有独立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拥抱了西方左派的进步主义，只有少数几个人，如刘军宁先生、余杰先生和刘晓先生等人，持守与基督教信仰紧密契合的保守主义。他们在中国知识界绝非主流。
一次又一次，基督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被人拒绝。于是，现代化的花朵就像中国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一样，被硬生生地植入这片土地。然而，这里的信仰根基仍是一片荒原。没有信仰的土壤，便难以承载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没有信仰的土壤，也难以孕育真正的文明。这不仅是中国的危机，也是西方的危机，更是全人类普遍的困境。
结语
就这样，人类一步步驱走了上帝之城的光辉，走入了文明的荒原。上帝之城的光辉逐渐在历史中隐退，而地上之城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如《启示录》第18章中巴比伦城崩塌的影子。但上帝之城并未消失。当地上的巴比伦彻底坍塌时，那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将会显现。
尽管中国整体上多次拒绝基督教，仍有许多中国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尽管西方社会在整体上背离了福音，然而在这里，上帝依然保留着祂忠心的子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上帝救赎的群体从未缺席。上帝之城的子民至今仍分散于这地上的城中。虽然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少数，却代表着一个永恒的国度。在这片属灵的荒原中，他们向失丧的人们见证上帝之城里那丰盛的生命。你，是其中的一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