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城》的写作背景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保障了基督徒的信仰自由，结束了近三个世纪的迫害。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颁布法令，要求其治下所有公民信奉圣彼得传至罗马的基督教信仰。到了393年，狄奥多西一世进一步颁布命令，打击多神教的异教崇拜。至此，基督教通常被认为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然而，公元410年，北方蛮族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烧杀抢掠三天。这场灾难震撼了罗马社会，尤其是深受优西比乌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他们相信罗马是上帝的“永恒之城”。罗马的陷落令许多基督徒感到失望和恐慌，同时也引发了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指责。异教徒认为，罗马之所以被攻陷，是因为基督教取代了罗马人传统信奉的诸神，招致诸神的报复。为回应这些指控，奥古斯丁从公元412年至427年，历时约15年，创作了《上帝之城》这部巨著。
《上帝之城》的内容简介
全书共22卷，前10卷主要反驳异教徒的指责，后12卷则从正面阐述基督教的观点。在《上帝之城》的第一至第五卷，奥古斯丁反驳罗马衰落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并未保障罗马的繁荣，基督教的一神论也非罗马陷落的原因。
在第六至第十卷，奥古斯丁批判异教徒的幸福观。异教徒认为多神崇拜能确保个人与帝国的永恒幸福，而当时的哲学也热衷于探讨幸福主题。奥古斯丁驳斥了异教和哲学的幸福观，论证无论是异教的诸神还是希腊哲学，都无法带来真正的永恒幸福。
在《上帝之城》的后十二卷，奥古斯丁以圣经为依据，阐述“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起源、变迁、关系及最终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上帝之城”的概念在前十卷中已有所提及。
《上帝之城》与当代的关联
《上帝之城》成书于距今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其讨论的哲学、历史和希腊神话对21世纪的读者而言颇为陌生。然而，正如圣经所言，“日光之下，无新事”（传道书1:9）。奥古斯丁时代的人与今日之人共享同样的人性，面临相似的诱惑。用主耶稣的“世代”概念来看，第五世纪的世人与今日的世人属于同一个“世代”，尽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人与当下的我们有着同样的属灵处境。
奥古斯丁面对的罗马社会深受“前基督教时代”文化的影响。狭义上，“前基督教时代”指基督降生前的时代；广义上，则指基督教信仰尚未广泛传播的时期。尽管奥古斯丁时代基督教已传播数百年并获得信仰自由，但前基督教文化的阴影仍未被基督教信仰的光芒完全驱散。在奥古斯丁之后的一千多年，欧洲逐渐进入基督教时代。而今日的我们，则生活在基督教信仰从公共领域逐渐退场的“后基督教时代”。
从历史轴线来看，21世纪的我们与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处于一种“镜像位置”，即一种反向对称的关系。奥古斯丁面对的是前基督教文化的余波，而我们面对的是后基督教文化的挑战。这种对称使我们能在《上帝之城》中发现许多与当代社会相呼应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今日的基督徒与奥古斯丁敬拜同一位上帝，信靠同一位救主，内心有同一位圣灵内住，并且阅读同一部圣经。因此，我们能够跨越时空与文化的距离，从《上帝之城》中汲取智慧，回应当今时代的诸多现象与挑战。
第一篇：忘恩负义的指控
罗马人的忘恩负义
在《上帝之城》第一卷第1至7章中，奥古斯丁回应了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指责。他指出，公元410年罗马城遭蛮族入侵时的暴行（如屠杀、掳掠、焚烧）符合人类战争的惯例，历史上并不罕见。然而，蛮族人除了暴行外，也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怜悯与仁慈，赦免了许多罗马人。这种宽容并非蛮族的常态。奥古斯丁认为，这是耶稣基督对罗马人的怜悯，使蛮族人未将罗马人斩尽杀绝。讽刺的是，那些指控基督教为罗马陷落罪魁祸首的人，正是因基督的怜悯而幸存的人。他们本应感恩，却反过来责怪基督。奥古斯丁称这种态度为“忘恩负义”。
在第一卷第七章中，奥古斯丁写道，在罗马的灾难中，蛮族人按战争惯例实施了各种暴行，但他们也表现出反常的温和。他们选定最大的教堂作为庇护所，收容被赦免的人，使其免受残忍敌人的俘虏。奥古斯丁强调：“凡看不到这是因基督之名而有的，就是瞎子；凡看到却不赞美基督的，就是忘恩负义；凡抱怨这种赞美的，就是糊涂；凡将此归功于蛮族人自己的功劳的，就是不明智。”他认为，是上帝以奇迹般的方式限制了蛮族的凶残。
上帝的主权与普遍恩典
从上帝的主权来看，上帝掌管万有，不仅管理信徒的生命，也掌管非信徒的命运。正如箴言21:1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蛮族人的心思意念与行为皆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保罗在使徒行传17:28也指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因此，灾难中的幸免绝非偶然或运气，而是上帝的怜悯。
从普遍恩典的角度，主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上帝通过普遍恩典赐福所有人，包括非信徒。神学家将普遍恩典的范畴从自然界的雨水与阳光扩展到道德领域。圣灵为人类的共同益处，抑制罪恶，维护良善，使堕落的世界仍能维持秩序与生机。例如，上帝通过普遍启示和人内心的道德感约束罪恶，通过掌权者的赏善罚恶阻挡恶行。因此，人类社会未沦为地狱，人类未自相残杀至毁灭，皆因上帝的普遍恩典。
蛮族人在战争中展现的怜悯，违反了战争的残酷规则，是上帝恩典的明证。然而，那些从战争废墟中幸存的人，非但不感谢上帝，反而责怪上帝。奥古斯丁称他们为“忘恩负义”。
当代个人生活中忘恩负义的指控
忘恩负义不仅是罗马人的问题，也是人类共通的罪性。许多人在灾难后责问上帝：“为何让我的亲人离世？”“为何让我患病？”“为何不伸手相救？”面对这样的痛苦，笔者首先祈求上帝安慰受苦者的心。未经类似苦难的人无法完全体会这种感受，不能轻率指责他人信心软弱。痛苦的情绪可以理解，上帝也深知人的感受。
然而，奥古斯丁提醒我们，不要对上帝的恩典视而不见。亲人离世，但上帝仍存留你的生命；健康受损，但上帝尚未拿走你的气息。人类容易聚焦于失去的事物，却忽略上帝保留的祝福。唯有看见苦难中的恩典，我们才能得安慰。
当代文化思潮中忘恩负义的指控
罗马人控诉基督教的思维模式，不仅出现在个人生活中，也反映在当代学术与文化领域。在奥古斯丁的时代，罗马社会仍延续堕落的生活方式，距离基督教文明尚远。奥古斯丁在书中指出，罗马的衰落源于其道德败坏，而非基督教的兴起。然而，罗马人却将衰落归咎于基督教，期待基督教一进入罗马就立即显灵，免除所有灾难。这种急功近利的期待显然不切实际。基督教信仰要彻底转化希腊哲学与罗马道德习俗，需几代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与福音传播，才能改变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文明。
在奥古斯丁之后的一千多年，基督教信仰重塑了欧洲社会，孕育了基督教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高等教育、民主宪政、自由与人权等成果。这些祝福惠及全球，包括非基督教国家。可以说，基督教文明是“上帝之城”的光辉照耀“地上之城”的体现。地上之城的居民享受了上帝之城的福泽。信徒因救赎恩典得救，按上帝旨意生活，促进了普遍恩典的传播，使非信徒也能领受更丰富的祝福。
然而，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却像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人一样，一边享受上帝的祝福，一边指责基督教。他们将贫富差距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指责基督教为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精神鸦片”；将男女分工视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指责基督教为压迫女性的文化霸权；将同性恋者的边缘化归咎于基督教传统的“霸凌”。他们重新定义了爱、自由、权力与平等，追求无需基督、仅靠人类自我救赎的乌托邦，将基督教视为人类进步的绊脚石。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刻意抹杀清教徒信仰对美国的祝福，通过塞勒姆审巫案等事件污名化基督教，将奴隶制放大为美国白人的“原罪”。例如，“1619计划”主张美国历史的起点不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而是1619年运送黑奴的船只，否认基督教在废奴与平等运动中的贡献。这种去基督教化甚至敌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与奥古斯丁反驳的罗马人如出一辙，皆是忘恩负义。
在《上帝之城》第四卷第一章中，奥古斯丁写道：“他们追求地上的快乐，迷恋变幻的事物。只要有悲苦——尽管这悲苦的惩罚仍来自上帝怜悯的统治，而非严厉的审判——他们就责难基督教，而基督教实为唯一救赎的真宗教。于是，那些无知的大众被渊博者的权威诱导，陷入对我们的痛恨。”这里的“渊博者”对应当今时代的那些鄙视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威蛊惑民众痛恨基督教。在敌对基督教的专制国家，政府不只是使用学术权威，还加上了政治权威来灌输民众对基督教的敌意。但是，愿我们不要做那无知的大众。
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很多人因上帝的恩典逃过劫难，却指责基督教时代，将城中的灾难归咎于基督。而对真正的祝福——因基督的荣耀而得以存活——不归功于基督，却归因于自己的命运。”同样，今日一些学者只将西方文明的繁荣归功于人的理性，追溯至希腊哲学，而非发源于耶路撒冷的信仰。
在中国，忘恩负义的指控更为明显。西方宣教士出于对基督和中国人的爱，放弃舒适生活，来到中国与中国人同甘共苦，谦卑服侍，分享福音，并建立孤儿院、医院和学校，祝福了信徒与非信徒。然而，官方教育常将宣教士描绘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将基督教视为愚昧的西方迷信。在这种宣传下，基督教被贴上政治标签，与帝国主义侵略挂钩。许多中国人提及基督教便激起民族仇恨，却不知自己就医的医院、就读的大学往往源于宣教士的创办，也不愿了解这段历史。
套用奥古斯丁的话，这些人“享受上帝的恩典，却指责基督教，将民族的苦难归咎于基督。而对真正的祝福——因基督的恩典而得以存活——不归功于基督，却归因于自己的党国”。
结语
罗马人忘恩负义的指控古今中外从未断绝。有人或许会问：若承认祝福源于上帝，如何理解灾难？如何看待上帝掌管的世界中仍有苦难临到我们？奥古斯丁并未回避这一问题。他既肯定上帝的恩典，也直面灾难的现实。未来，我们将继续探讨奥古斯丁如何以基督徒的信仰回应灾难，帮助我们以智慧面对今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