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是非难辨的时代。在社会议题上，鱼龙混杂的咨询、巧舌如簧的叙事和驾驭良心的道德感召，充斥在公共领域。教会是否能够拿起真理的尺子，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分辨真伪并拨乱反正呢？令人遗憾，美国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整体而言在社会议题上迷失了。文本就种族问题，以不同于政治正确的视角谈谈问题的由来和教会的处境。
基督教信仰在解决种族问题方面发挥的功用
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清教徒和美国国父们生活在奴隶制度已经被长久正当化的时代，要阻挡奴隶制这个巨大的历史车轮并不容易。他们需要从圣经真理中得到更深刻的启蒙和废除奴隶制度的智慧。
事实上，相当多的基督徒在17世纪已经认识到了蓄奴制度的错误。由基督教信仰带动的文化更新走在了政治变革的前面。贵格会的基督徒依据圣经真理对奴隶制度进行了超越政治的批判，为废奴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一些国父们也认识到蓄奴制度的非正义性。但存留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并非通过几次会议就可以立即消除的。在美国宪法生效之前，一些北方州就已经终止了奴隶贩卖。一些国父们期待南方州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废除奴隶制。然而，这种期待并没有实现。当时，南方州有人用圣经为奴隶制度背书。显然，他们在奴隶制度上走迷了路。最终，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之后被废除。
林肯总统在1863年11月19日的《葛底斯堡演說》中阐述了南北战争的精神动力。在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中，林肯重申美国《独立宣言》所支持的“人人被创造而平等”的原则，重新定义这场内战不仅是为了联邦存续而战，也是为了“自由的新生”将平等带给全体公民而战。[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发挥的功用。
但是，文化归正之旅并没有就此停止，种族隔离仍然存在。直到1950年代，马丁·路德·金带领的民权运动吹响了人人平等的另一声号角。 马丁·路德·金在《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中重申自然法的重要性，他引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说明人间的法律需要符合上帝启示的自然法才算为公正。并且，他所追求的权利是美国宪法和上帝赋予人的权利。[2] 再一次，我们看到基督信仰为这场民权运动提供了动力和准绳。
1964年民权法案正式宣布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这一法案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3]
美国教会与种族遗留问题
1964的民权法案虽然终止了种族隔离制度，却无法立竿见影地消除奴隶制度导致的贫富差距和种族隔阂。种族遗留问题继续摆在政府和教会面前。在制定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发挥扬善抑恶的功能。在道德改良方面，教会应该发挥唤醒人心的功能。一方面，教会应该以传讲圣经真理为首要职责。另一方面，教会也有责任在社会领域实践圣经原则。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如果政府和教会都依据上帝为两者设计的职分而发挥功用，并且美国教会若因着属灵复兴而积极改善社区，那么，假以时日，黑人社区与白人社区之间的隔阂应该会被逐渐化解，贫富差距也应该会被逐渐减弱。然而，历史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不可否认，自1960年代至今，一直都有教会和福音机构致力于跨种族的慈善事工。也因着“人人被造而平等”的基督教精神和早期民权运动的诉求深入人心，以及民权法案的实施，黑人的权利得到了很大保障。但整体而言，黑人社区与白人社区在教育、经济、基础设施、犯罪率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一方面，这是因为解决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另一方面，有很多原因导致了种族遗留问题难以迅速消除。而教会在此方面的影响力也值得反思。
第一，20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社会迅速衰落 。1960-197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和嬉皮士文化引领了一代年轻人反对基督教传统价值观。虽然，美国土地上仍然教堂林立，但是，信仰衰落的暗流涌动已久。
第二，物质享受导致许多中产阶级的基督徒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当人们享受美国梦成功之后的阳光与海滩时，常常遗忘了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孤儿寡母。
第三，自由派神学渗透美国的神学院和教会。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基督徒在社会议题上通常会拥抱世俗文化，在LGBTQ、福利政策、种族、移民等议题上倾向于左派政策。而左派过度的福利政策导致更多人失去了个人奋斗的积极性。甚至很多单亲母亲用婚外生子的方式获得福利。家庭的破碎加剧了贫困社区的问题。
第四，20世纪上半叶，基要派基督徒反抗自由派神学，维护纯正教义，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力远不及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福音派。而福音派虽然积极参与社会，却在信仰上包容向世俗思想妥协。基要派在反对堕胎和反同性婚姻等议题上时有发声，却在促进种族和解与消除贫富差距方面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第五，20世纪后半叶，基督教重建主义虽然致力于重新用圣经蓝图构建美国社会，却没有在基督教界引起强烈共鸣，更遭到左派的警惕和反击。基督教重建主义也没有在种族遗留问题上做出实质性改变。时至今日，基督教重建主义已经势单力薄。
文化马克思主义趁虚而入
当种族遗留问题依然存在的时候，一股幽灵悄悄地从欧洲进入美国。1935年，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 “社会研究中心”（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团体）搬迁至美国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国法兰克福。但他们把 新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留在了美国。[4]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的著作于1970年代在美国出版，并迅速产生影响。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成了批判性理论在美国的思想泉源。[5],[6],[7] 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法学院老师，如Derrick Albert B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Richard Delgado等人将批判性理论运用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上，发展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交叉身份认同（intersectionality）等理论。[8],[9],[10] 一套为美国量身定做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悄悄地产生了。这一套理论将关注范围从种族扩展到性别、宗教、移民等更大的范围。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思潮风起云涌，教会也卷入其中。
这场“社会正义”的思潮吸纳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的思想。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给不同肤色、不同性取向、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的所有人平均分配同等的资源（包括可以量化的经济财富，以及难以量化的权利和自由），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不正义的。[11] 罗尔斯将这种平均分配标榜为崇高的“善”。很显然，罗尔斯定义的正义与圣经中的正义迥然有别，并且罗尔斯篡改了道德的标准。
而这种被修改的正义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迷惑了很多基督徒的良心。
罗尔斯的正义论、批判性种族理论、交叉身份认同等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了美国当下的“社会正义” 的灵魂。这一套思想体系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讲述了一个不正义的美国故事，也树立了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也成了当今美国左派思潮的主旋律。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中，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专门为白人的权利设计的霸权系统。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系统性的，深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白人压迫黑人，男性压迫女性，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压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总之，美国天生就带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原罪。[12] 按照这套理论，基督徒与白人一样被享受着不正义的文化特权。[13]
除此之外，在这个美国故事的基础上，一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觉醒”运动（Woke）风生水起。所谓“觉醒”就是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方式承认自己曾经在种族问题上的无知和罪咎。因为白人被自身的文化蒙蔽双眼，所以一度没有意识到自己享受着白人至上的文化特权。现在，有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指点迷经，他们就应该为自己身为白人而忏悔。有这种意识的人是“觉醒”的人。
教会跳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框架
这套基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叙事和政治正确也进入神学院、教会、福音机构和基督教媒体。不少神学家和名牧将这股社会思潮看作时代的进步，甚至视之为上帝在现今时代为教会指引的正义的方向。有的名牧自觉地响应“觉醒运动”而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位“种族主义者”。有的名牧为了自己教会的领袖团队中缺少黑人而认罪。有的名牧教导白人基督徒承认自己在种族主义的罪上有份。
打个比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扮演了一名医生。他给美国社会的疾病做出了诊断。而教会则从接过这个诊断书，然后用福音给美国社会开药方。再打一个比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搭建了一个美国故事的框架。美国教会纷纷跳进去，拿起福音的刷子粉饰这个框架。他们也谈社会正义，但是他们并不区分圣经中的正义与“社会正义”。所以，很多不明白“社会正义”的思想背景的基督徒被误导去追随这股世俗思潮。
在这股社会浪潮中，我们也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教会领袖。约翰·麦卡瑟（John MacArthur）牧师是教会界难得的清醒而勇敢的人。麦卡瑟牧师带头起草了《社会正义与福音宣言》（Statement o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Gospel），拒绝按照当下的左派思潮定义的“社会正义”，阐明并维护圣经原则。[14]麦卡瑟牧师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批评世俗的“社会正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与基督徒信仰相悖，并指出牧师们不应该按照“觉醒”运动而悔改，反而应该为自己顺从“觉醒”运动而悔改。[15]
然而，在对抗这股世俗化浪潮的属灵争战中，约翰·麦卡瑟牧师是孤独的。在众多知名的牧师和神学家们，支持麦卡瑟牧师的人寥寥无几。
正当有人在教会界发出批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时，“基督徒国家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却被一些知识精英树立为教会的敌人。安德烈·怀特海德（Andrew L. Whitehead）和萨缪尔·佩里（Samuel L. Perry）在2020年出版《让美国回归上帝：基督徒国家主义在美国》一书。[16] 作者在定义何为基督徒国家主义时，明显采用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文化压迫和社会正义的标准。基督教大腕儿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先生写下书评，从此书中虚心学习，并写道：“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当我们反对基督徒国家主义时，我们将会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尤其是来自教会内部。”[17] 显然，在凯勒先生的眼中，教会的敌人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那些希望把美国带回基督教文明的基督徒（尽管他不这样定义基督徒国家主义者）。在这些知识精英的指引下，人们的视线避开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而是定睛于“基督徒国家主义”。
教会何以到了敌友不分的地步呢？原因有很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这些年主流媒体对教会的世俗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设想在五十年前，一位老人在早晨倒上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打开报纸，开始了解天下大事。这是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幕情景预设了人们对媒体（当时的报纸）的信任。然而，时至今日，媒体（不仅是报纸，还包括电视和社交媒体）已经演变成了世俗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早已失去了客观中立性和职业操守。然而，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对媒体产生足够的警惕和怀疑。他们对事实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仍然受到主流媒体的引导。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主流媒体和世俗大学扮演了“先知”和“祭司”的角色。而许多基督徒心不设防地接受主流媒体的道德仲裁，以及世俗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指导方针。基督徒不再用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判断是非，而是跟着主流媒体引领的风向随波逐流。教会的讲台输给了基督徒家里三十二英寸的电视屏幕。这是美国的悲哀，更是许多基督徒个人的悲哀。
真正的觉醒
我相信，上帝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为自己保留少数不向巴力屈膝的人。今天，仍然有基督徒在这股世俗洪流中保持清醒。这些基督徒仍然应该努力做一些事。
第一， 我们应该剖析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教会需要依据圣经的世界观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庸医提供的诊断书是错的，它搭建的美国故事的框架是缺乏真理基础的。教会需要是撕毁它的诊断书，拆毁它的框架。我们不否认美国社会存在某些问题。正如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不公不义的现象一样，我们也承认美国历史上有过不公不义的事，乃至现在仍然存在不公义的现象。但我们拒绝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敌对基督教的思想诊断社会问题，我们也拒绝加入它指引的社会变革的队伍。我们清晰地将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正义”与当下的“社会正义”进行区分。我们追求正义，但不是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约翰·罗尔斯的路径。
第二，我们应该依据圣经世界观讲述美国故事。 圣经世界观以上帝的工作为主线去解读历史，从历史中发现福音的功用，在堕落的人类社会中寻找上帝的作为，从而看见上帝的荣耀如何彰显在人类历史舞台。文化马克思主义抹杀了福音在美国历史中的积极作用，甚至把基督教抹黑为白人的霸权文化。美国教会不仅需要拆毁文化马克思主义，更需要依据圣经世界观构建合理的历史叙事，依据圣经原则解析社会问题，并提供解决之道。
第三，我们应该用行动展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仅仅在理论上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基督徒的信仰需要通过行动展示出来。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懂得尊重所有人的人格。这种信仰的视角是从人的内心消除歧视的根本之道。上帝的形象不仅赋予人尊严，也赋予人通过工作来治理全地的能力。所以，对别人最大的尊重是帮助他们举起工作的双手，通过勤奋劳动活出上帝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激励我们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应该付上代价服侍贫困社区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更要将福音分享给他们。只有当他们在基督里重生，上帝的形象才能在他们生命中得以恢复，他们的生命才能更好地彰显上帝的荣耀。另一方，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坚决维护法律和秩序，捍卫上帝给教会和政府设立的不同职能。我们乐意行“以神为本”的善，但拒绝世俗思潮中“以人为本”的伪善。
我们拒绝加入人本主义的革命队伍。我们依据依据圣经另辟蹊径。
第四，我们需要做好唯义受逼迫的准备。即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做到问心无愧，我们仍然不能讨所有人的喜欢。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不会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行善而称赞我们，反而会因为我们不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敌对我们。在历史上的很多时间，道德制高点总是被左派占领。今天在美国也是如此。“正义”、“平等”、“自由”、“包容”等道德名词与圣经的定义已经不同了。但他们使用同样在词汇蛊惑着人的良心。在这种形势下，忠实于圣经的基督徒难免会遭遇道德审判。当我们反对左派思潮定义的“社会正义”并坚持在社会领域实践圣经原则时，我们要准备好被他们贴上“基督徒国家主义者”的标签，尽管我们也反对将基督信仰变成国家主义。我们可能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或“种族歧视”的标签，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违背了政治正确。但我们的安慰总是来自于上帝。上帝知道我们的心里没有偏见，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虽然公共领域的主流舆论已经被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做把持，并且许多基督教名人也都随波逐流，但是，我仍然相信，有一些基督徒看见了美国社会中那个幽灵。这样的人或许只是少数。但我们持守真理，不向世俗文化妥协，这样的抗争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使不能力挽狂澜，也要坚持逆流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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