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很熟悉的名词，也是很陌生的概念。我们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可避免地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把这个眼镜摘下来仔细看看这个眼镜什么样子。 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也没有用圣经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真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把根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马克思主义拿出来，摆在圣经的亮光之下去查看。
马克思主义的属灵色彩
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却传遍了世界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和美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活在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之下，所以，我们需要戴上圣经真理的眼镜看透马克思主义这个幽灵的真相。
我并不是用“幽灵”这个词妖魔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亲自用“幽灵”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思想。宣言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德语中的“幽灵”一词可以翻译成 “妖魔、魔怪、巨影，怪影，幽灵，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选择了一个在属灵上很黑暗的用词来描述他们的思想。
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心灵世界，就不会对他使用“幽灵”一词感到奇怪了。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大部分诗作都以愤怒、破坏和野蛮为主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诗句被保留了下来。马克思写道：
“那时，我将昂首阔步，
如神，以胜利之姿，
穿越世界的断壁残垣，
并且，赋予我的话语行动的力量，
我将与造物主完全同等。”【1】
【1】Karl Marx. Thomas Sowell, Marxis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166.
马克思的这首诗鲜为人知，但是他的思想却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要审视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否符合圣经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上周谈到自然主义认为宇宙是永恒存在的，并不存在超自然的造物主。 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它把宇宙视为是自我生发，自行运作的物质机器，大自然自己产生力量，透过自身的内在力量维持运行。
马克思主义的“圣徒”列宁用宗教式的语言说：“我们视物质和宇宙世界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万因之因，天地的造物主。” 【2】在这里。列宁所说的“造物主” 当然不是指圣经中的神，而是指宇宙本身。【2】（Vladimir Lenin. Francis Nigel Lee,
Communism versus Creation. Nutley, N. J.: Craig Press, 1969, page 28）
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主义一样，认为世界的起源不需要上帝的创造，而是自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处在原始社会时体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那个时候，人类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平等地共享资源。但是，财产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产生导致了一部分压迫另一部分人，于是阶级分化就产生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里，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原罪”，是社会不公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其方法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消灭私有制，重新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中，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日就是审判日。在革命成功之后，人类会进入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显然，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性。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对应了圣经中的伊甸园。那时，人类没有犯罪，一切都是美好。马克思主义中的私有制取代了圣经中的原罪，成了人类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视为自己的救主，取代了耶稣基督。马克思主义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翻身闹革命取得政权的日子等同于圣经中末日的审判。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则取代了圣经中应许的完美的天国。
寇尔森在《世界观的故事》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尽管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灾难，却仍然经久不衰。那是因为它瞄准了人内心的宗教需求，连接于人对救赎的渴望。
《国际歌》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宗教特征。 其中的几段歌词这样写道：
（1）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2）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3）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英特纳雄耐尔” 是“International” 的音译，在国际歌中表达的意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把共产主义实现在全世界的每一片土地。这不就是乌托邦的理想吗？它的属灵本质与创世记11章人类的“巴别塔之梦”没有两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构建的思想体系就像是一股龙卷风，吹到俄国、中国、东南亚，东欧，拉丁美洲等地，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网站上给出的数字是，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全世界一亿人死亡。
20世纪的冷战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与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冷战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结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并没有在20世纪的冷战结束之后而消亡。今天，马克思主义以变种的形式入侵了美国，从美国内部腐蚀了基督教文明。
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基本是以古典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影响当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以“经济决定论”为主导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而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把人按照经济财富的拥有量划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熟悉的贫农、中农和富农的概念就是基于这种世界观对人群的分类。在进行了分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立起来，宣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富人霸占了财富，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穷人要翻身闹革命，夺取富人的财富，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
在这种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里，“经济水平” 是人被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重要指标。而文化马克思主义则把重点从“经济”转移到了“文化”。
谈到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摆脱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霸权文化”的概念。他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阶级矛盾。
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把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推广成为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接受。无产阶级也把这种文化当作了“常识”，便甘愿臣服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葛兰西称之为“霸权文化”。他主张被压迫者必须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反抗资产阶级的“霸权文化” 。
如果你留意“常识“这个词，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今天的美国要把LGBTQ（同性恋-跨性别-变性人）文化合法化和正常化。因为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异性婚姻和传统的性别定义被人们当作了文化“常识”，这就造成了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受到文化上的压迫。为了反抗压迫，他们要把LGBTQ的文化变成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当所有人都把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当作正常现象，压迫就消除了。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上帝制定的基本伦理秩序定义为压迫少数人的“霸权文化”，并为了少数人得到所谓的“自由”而颠覆大多数都遵守的神圣而基本的人类秩序。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可见一斑。
当葛兰西在意大利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时，卢卡奇·格奥尔格(1885－1971) 于1918年成为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的文化部长。卢卡奇认为，如果家庭和性道德观念被打破，社会就会崩溃。于是，卢卡奇开始执行“文化恐怖主义”政策，通过向儿童开办讲座，鼓励孩子们嘲笑并拒绝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并在讲座中向小孩子展示性行为的图片，并教唆孩子们任意放纵性行为。（在今天美国某些地方的公立学校，同样的事情以“性教育”的名义正在发生。）
卢卡奇的政策激怒了匈牙利人民。1919年，罗马尼亚入侵时，卢卡奇逃离了匈牙利，来到了德国。在德国法兰克福，卢卡奇遇到了一个年轻而富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费利克斯·威尔（Felix Weil）。威尔听到卢卡奇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感到兴奋不已。于是，在威尔的资助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于1923年成立。卢卡奇本人因为更多时间参与社会活动，而没有加入这个研究中心，卢卡奇本人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有过一些张力，但是他的思想被这所研究中心所吸收。这所研究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著称。
1930年，法兰克福学派在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带领下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壮大起来。
1935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的执政，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所“社会研究中心”搬迁至美国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美国的约翰·杜威见面了。约翰·杜威是对美国公立学校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理念对美国公立教育的世俗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以后会深入谈约翰·杜威对教育界的影响。 约翰·杜威运用他的资源，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美国的教育系统。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国法兰克福。但他们把 “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种子留在了美国。
葛兰西的著作于1970年代在美国出版，并迅速产生影响。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克思主义的病毒撒播在美国大地。它迅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不过，它结出的是恶花与毒果。
马克思主义的三把斧头：（1）群体分类
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没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发动革命的切入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破坏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如同三把很有杀伤力的斧头，摧毁上帝设计的人类社会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把“斧头”分别是：群体分类、社会关系和道德标准。
马克思主义把人分成两类——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古典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的经济水平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用文化特征把人划分成不同的族群。
在群体分类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级或族群之间构建敌对关系。古典马克思主义说，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富农剥削贫农。
文化马克思主义则说，白人压迫黑人；男性压迫女性；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在美国境内），欧洲移民（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压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总之，主流文化压迫边缘文化，多数人群压迫少数族裔。
马克思主义似乎很有怜悯心肠，懂得体恤弱势群体。甚至，很多被定义为压迫者的白人或资产阶级也愿意接受这种思想，因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人们就显得有道德优越感。马克思主义利用了人的良心吸引很多人趋之若鹜。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应用在种族问题上，就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带着种族主义原罪的国家。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白人有利的文化习俗塑造了美国主流的生活方式，这是对黑人的压迫。当黑人也把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作美国梦的样板，他们也甘心乐意让自己去适应白人的文化，这是对黑人的文化压迫。所以，黑人应该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反对以白人的形象为代表的美国传统文化。
这种观念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专门为白人的权利设计的霸权系统。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系统性的，深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接受这种观念的人并不为美国感到自豪，反而仇恨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在2020年的街头暴力中有抗议者焚烧美国国旗。
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国的传统文化是白人维护特权的霸权文化。所以，为了实现黑人的自由和解放，摧毁传统文化是必要的革命手段。乔治·华盛顿和汤玛斯·杰弗逊等历史人物不再被视为英雄，而被视为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者。于是，他们的雕像被推倒。
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在种族问题上，也应用在其他族群， 比如，男性压迫女性，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在美国境内），欧洲移民（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压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在这样的视角下，美国被描述为一个充满了压迫的邪恶帝国。而基督教扮演的角色则是白人清教徒压迫土著印第安人的宗教工具，也是至今仍然压迫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的霸权文化，那些保守的基督徒仍然在使用基督教捍卫压迫女性的男权文化。这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基督教的形象。
第二代年轻人到了大学以后很多人不再去教会了，这与他们在大学里受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说白了，不是他们觉得基督教不可信，而是他们不好意思做基督徒了，因为谁也不想被贴上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标签。而在今天美国的主流文化里，基督教与这些罪名紧紧捆绑在一起。要想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既保留基督徒的名分，又不受到道德谴责，就必须在种族问题上和性别问题上做出妥协，比如去支持BLM反对种族主义，对LGBTQ文化现象不要做任何批评。
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人划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要求每个人必须选边站。在强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很多人（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乖乖地站在了被压迫者的一方支持文化马克思主义掀起的社会革命。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来反思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人进行的群体分类合理吗？
根据圣经，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人被创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精神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有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人格平等的基础是人受造时承受了上帝的形象。在这一点上，黑人与白人并无差别，男女两性也无差别。即使人类堕落之后，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并因此应当得到尊重（创世记9:6，雅各书3:9-10）。
的确，美国乃是全世界历史上曾存在过奴隶制度。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拥护奴隶制度。但是，把奴隶制度简单地描述成一种肤色的人压迫另一种肤色的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6-18世纪，数百万的欧洲白人基督徒也曾被俘虏到北非做奴隶。 在美国南北战胜之前，美国的奴隶主不都是白人，也有黑人。据183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当时全国共有是三千多名黑人奴隶主，他们拥有超过一万名奴隶。还有很多白人清教徒坐船来到北美大陆之后做契约奴隶来偿还路费。
在反对奴隶制度的过程中，许多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很多基督徒从圣经中获得真理的亮光和激励，为黑人争取权利。最终，20世纪的民权运动实现了黑人的正当权利，也结束了种族隔离。 今天，美国的黑人拥有权力进入各个领域。社会通道已经为他们打通了，只要他们努力。
的确，黑人社区的总体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比白人社区差。所以，政府需要为黑人创造就业机会，教会也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关怀黑人社区，黑人自身也需要努力。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却把人按照肤色划分成不同的族群，然后用种族压迫的名义把两群人对立起来，把问题归结于种族主义，煽动仇恨，用复仇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公平。这种做法即违背了历史事实，也背离了上帝启示的真理。
的确，有一些人在心里面对别人有歧视。要消除这种歧视，需要用基督信仰改变这些人的世界观，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报复他们。 而且，个别人内心的歧视不等于与他有一样肤色的所有人都有歧视。个体行为不能等同于群体行为。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可以凭着信心得到上帝的接纳。外邦人这个群体身份不能决定每一个外邦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应该从上帝的创造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基督的福音里追求赦免与和睦。 上帝为人类制定的良善的生活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临到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人，让他们都回归到上帝喜悦的生活方式中来。被基督的救恩归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是任何族群的霸权文化，而是上帝借着舍弃祂的独生子的牺牲之爱对人的拯救与挽回。
马克思主义的三把斧头：（2）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并用这些社会群体的概念把具有同一种社会属性的人联合在一起，构建强烈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塑造了一个人的身份定位。
在中国，按照经济水平，人被划分成三六九等。社会上同样财富水平的人成为一个阶级，每个人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阶级。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户口本上会有“出身”和“成分”两个重要栏目。出身和成分是定义一个人的重要指标。比如，我出生在农村。我的身份定位是农民。我在上大学之前，最大的理想是有一天我的户口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户口的类型代表了我的身份。我小时候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有农业户口的人，一类是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带着这种世界观，我上大学的时候，会有一种自卑心理，觉得我比不上那些城里长大的学生。对于有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我还有一种仇富心理。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上帝，所以我无法从我与上帝的关系中定义我是谁，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划分的社会关系中定义我的身份。虽然这种世界观激励我努力学习攀登社会的阶梯，但它造成的心灵是扭曲的，它产生的自卑、苦毒、仇恨深深伤害了我的心灵。在我信主之前，我有着深刻的愤世嫉俗的情绪。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把个人融化在族群概念里。人们用性取向、肤色、文化背景因素与同一类人归属于同一个群体，然后确定自己是不是被迫压的那一群人。 如果这一群人都有同样被压迫的经历，他们的之间的凝聚力就会增强，很容易在感情上取得共鸣，并在社会运动中团结起来。
很多美国的大学都在教一种理论：Intersectionality（交叉作用）。这一理论教人们按照自己的肤色、性取向、宗教信仰、性别、等因素确定自己在社会中被歧视遭压迫的程度。
比如，一个人如果同时具女性、同性恋者、黑人三重身份，那么，她就同时具有三重被歧视的身份。作为女性，她被男性压迫。作为同性恋者，她被异性恋压迫。作为黑人，她被白人压迫。
同理，一位异性恋的男性基督徒，则具有三重压迫者的身份。 作为异性恋者，他压迫了同性恋者。作为男性他压迫了女性。作为基督徒，他压迫了穆斯林。也许他会争辩说，我没有压迫别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会说，你享受的男权文化造成了女性的压迫，你奉行的基督教传统压迫了穆斯林，你坚守的异性婚姻的习俗让同性恋者感到被歧视。你活在霸权文化当中，你的幸福建立在那些被压迫者的痛苦之上，所以，你是通过你的文化压迫别人。而你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了，你要幡然悔悟，尽早忏悔。
据说，美国政府部门雇员接受这种理论的培训之后，真的有白人男性异性恋者为自己的身份对少数群体的“压迫”感到懊悔而痛哭流涕。
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就是教人按照性取向、肤色（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决定自己的身份，并按照每一种身份的受压迫的程度综合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三重关系的优先次序不能颠倒：（1）人与上帝的关系；（2）人与家庭的关系（对于基督徒而言，这层关系也包括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3）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三层关系从核心到边缘，从首要到次要，不可颠倒。
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无论一个人的家庭关系是否幸福，无论他的社会关系是否和谐，他都享受着来自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具有上帝赋予的人格尊严。同时，我们也承认自己是背离了上帝的心意。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并且寻求上帝的赦免。而上帝乐意赦免我们。祂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借着对基督的信心，得到天父的赦免，并且重生，成为给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更加尊贵的身份——上帝的儿女。
我们无需自卑，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尊严和荣耀。我们不会仇恨其他人，因为其他人也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我们不需要打倒比我们富有的人。相反，我们尊重并关爱他们。我们无需为了自己的贫穷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各种境遇中都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创造与基督的救赎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平等，也获得了赦免和爱人如己的力量。
其次，一个人出生在家庭中，在家庭中成长，并承担家庭责任。家庭首先赋予了一个人在世界上的身份定位。基督徒不仅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还有属灵的家庭——教会，与其他基督徒建立平面的人际关系。即使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他也应该重视家庭关系，这是基本的伦理秩序。
最后，一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在某些社会属性上与某些人具有相似性。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应该摆在家庭关系之后。可以设想，一个年轻人为了维持社会上同龄人之间的关系而离家出走，背弃父母，这是不合理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了这三层关系。首先，它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后，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把社会关系摆在了第一位。
被马克思主义塑造世界观的人用社会关系决定的身份认同感超过了家庭赋予他们的身份认同感。所以，最近一位美国大学生和反对川普的人站在同一个阵营，得知母亲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并在集会中被殴打而受伤，她反而向FBI举报自己的母亲。在中国文革期间，儿女为了革命而举报父母的事也不胜枚举。这种现象的一个深层原因是，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的社会关系比家庭关系更重要。他们在社会中在与同一种政治立场的人组建了同温层，而宁愿放弃家庭的亲情。
马克思主义的三把斧头：（3）道德标准
马克思主义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群体，然后对立起来，激化矛盾。更可怕的是，马克思主义颠覆道德秩序，重新建立一套道德标准，并使用这种错误的道德标准绑架人的良心，让其追随者带着正义感作恶。
无论是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文化马克思主义，都用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身份来决定道德。压迫者因为压迫别人而被摆在罪恶的位置上。被压迫者因为受到压迫而在道德上需要同情，他们的反抗就具有道德上就具有正义性。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和《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拥有土地的富人被定义为坏人。地主成了恶人的代名词。不管地主的人品怎么样，只是因为他从父辈继承了一些财产，他就被定义为道德上的败类。通过《半夜鸡叫》和《白毛女》之类的故事的普及教育，老百姓被灌输一种道德观念——地主、资产阶级、富人，都是罪恶的压迫者，理应被剥夺财产、甚至肉身被消灭。在中国土地改革运动期间，许多人只因为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而被杀。而杀人者觉得他们在劫富济贫，追求公平正义。他们杀人并不手软，也不觉得良心有愧。
在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同样的方式篡改了道德标准。 在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文化运动——“醒悟运动”（Woke）。所谓的醒悟就是人们要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认识族群压迫。在种族问题上，——“醒悟运动”呼唤黑人要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被歧视的，所以，他们要起来反抗压迫。同时，这场运动也要求白人认识自己作为一个压迫者享受了白人特权，他们的特权造成了黑人被压迫，所以白人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而忏悔，最好还要行动起来与黑人一起摧毁白人的“霸权文化”。 哪怕一个白人没有伤害或从心里歧视过黑人，只因为他生来就是白人，他就天然地享受了“白人至上”的霸权文化带来的好处，他们的幸福就是建立在黑人被压迫的基础之上，所以，他就需要忏悔。因此，白人没有道德优越感。他们只能通过醒悟与忏悔将功补过。光忏悔还不够，最好还要加入革命运动，起来打烂所谓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样可以为自己赎罪。如果一个白人不随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忏悔，这个白人就很有可能被定义为“种族主义者”。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国会议员们集体下跪。说到底，他们是在跪拜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被人贴上了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标签。说到底，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用篡改道德标准的方法绑架人的良心。
2020年夏天，当BLM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圣路易斯，一群革命青年人闯进一个白人律师的住宅区，威胁他们的安全。住宅的主人和妻子不得不拿枪出来要求那帮人离开。这群人难道不觉得他们私闯民宅干扰别人生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吗？不。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认为白人压迫他们，他们要讨回公道。这位富有的白人律师在革命青年的眼里就如同中国人心目中的黄世仁和周扒皮一样，无论他人品如何，无论他的收入是否通过勤劳获得，他都一定是道德败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里，身份决定了道德。
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人有道德属性。上帝把良心的功能赐给人。所以，人都有正义感。这是魔鬼无法改变的事实，如同魔鬼无法消除地心引力一样。一个天平可以称重量，必须依靠地心引力的规则。魔鬼无法改变地心引力，他就去修改天平的刻度。 魔鬼无法消除人内心的正义感，但是魔鬼修改道德的标准，这样人就带着正义感去作恶了。
文化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权利重组
上周谈到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不对少数群体的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因为他们认为没有道德权威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所有的文化在道德和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基于这种观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在历史上违背了这种平等的原则，把白人的文化当作主流，压迫了黑人；把异性恋当作了传统，压迫了同性恋；把基督教当作了绝对真理，压迫了穆斯林移民；所以，现在要结束压迫，就要对少数群体予以尊重，要把被压迫者请到文化舞台的中央，让他们获得权力。这样才显得宽容，博爱。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违背“政治正确”的人则被定义为“歧视”或“种族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打造的政治正确已经扮演了十诫在圣经中的角色。
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塑造的道德秩序里，一个人一旦有了被压迫的身份，他就具有了获得权力的正当性。其逻辑是：因为他曾经被压迫，你还不给他权利吗？你难道想让他继续被压迫吗？你难道不应该弥补他和他的祖辈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吗？按照这种逻辑， 被压迫者的身份使得一个人有获得权力的正当性。
这就是为什么参选总统的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作为一个白人，竭力证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因为在左派的观念里，白人是压迫者，在道德上让她丢分， 印第安人是被压迫者的身份，具有获得权力的正当性。所以，有了印第安人的血统，就获得了政治资本。这就是典型的“身份政治”。为什么身份政治行得通？那是因为大家都把文化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信仰。
许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很多公司对待不同肤色的人和不同性取向的人的规则都受制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被压迫者长期以来被忽视，他们的观念得不到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享受特权的人不能发现的。所以，只有认真聆听被压迫者的故事，你才能认识真理。压迫者处在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中，不能认知被压迫者的处境。而被压迫者的文化在价值上与压迫者的文化是同等的。所以，压迫者对真理的认知是偏颇的。因此，邀请黑人、同性恋者、穆斯林移民讲述他们遭受歧视的主观经历，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被压迫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话语不容忽视。身份决定了话语的权威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布雷特·卡瓦诺接受大法官确认的过程中，一位名叫福特的女人对他的性侵指控明显是无事生非，可是，左派人士游行的时候，却打出标语与说：“我们相信女人”。
道德不再是依据诚实来决定的，而是依据身份决定了。一个人有了被压迫者的身份，哪怕他撒谎，你也不能指责他。但福特这个女人真的被压迫过吗？她只是按照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分类把自己归属在被压迫者的群体之内。而这种分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当一个人以被压迫者的身份讲述他被歧视的遭遇，他的话就带有权威性，他对社会的控诉就具有道德性，他的反抗就具有正义性。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黑人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受伤或死去时，人们并不关心这个黑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而只因为他是黑人便为他喊冤鸣屈，甚至把他标榜为英雄。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当BLM（黑人命贵）运动中出现了很多暴力事件，而主流媒体毫不谴责。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道德、权利和真理都是由身份决定了的。
道德一旦被颠覆，人就可能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种事情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也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基督徒如何面对文化马克思主义？
道德是上帝护理人类社会的工具，也是指导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无论一个人文化背景，家庭出身，性别认同如何，都应该遵守上帝启示的普遍得到的原则，如诚实、勤劳、忠实、友爱，等等。我们应该怜悯弱势群体，但是，不应该为了怜悯弱势群体而颠覆道德秩序。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体现了这个原则：“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利未记19:15）。
人类社会因为人的罪而存在着不公。我们不回避这些现实。但是我们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错误的世界观回应这些问题，因为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式消除人世间的不公。我们应该关爱弱势群体，但不是矫枉过正地走向另一种错误的极端。我们以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原则为准绳去实现文化的归正。
我们生活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环境里该如何持守信仰？如果我们坚持圣经原则，我们可能会遭受道德谴责，因为道德标准已经被颠覆了。
我们用路加福音6章22-23节共勉：“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