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吗？对，这句话听起来拗口。科学本来是名词，却经常被当作形容词使用。比如，这种新研制的药物科学吗？这种教养孩子的方法科学吗？最近听到人们争论，中医科学吗？科学被当作形容词使用，它要表达的意思是：合理的，可信的，行之有效的。人们科学被当作了真理的代名词。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仿佛具有了权威性。 反对科学就是愚昧和反动。
今天，我们要反问：科学科学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科学真的是可信吗？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圣经里记载的神迹奇事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所以，很多相信科学的人，不相信圣经。有人认为科学与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是矛盾的。他们说，宗教是人们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而诉诸于宗教来填补自己的无知，但是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就应该把宗教信仰抛弃了。
事实上，这种观念错误地理解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首先，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两者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现代科学起源于基督教。是基督教信仰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
但是，当现代科学从基督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之后，人们逐渐把科学与基督教划清了界限，并把科学当作探寻真理的权威方法。于是，人们用信仰宗教的信心信仰科学。这种对科学的迷信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
首先，我们澄清几个被误解的历史案例。我们听说过，中世纪罗马教廷坚持地心说，受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挑战，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伽利略晚年时被教廷囚禁。这段历史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基督教反科学，而且很残忍。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科学代表进步和正义；宗教代表愚昧和邪恶。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圣经并没有教导地心说。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教廷坚持地心说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神学思想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融合在了一起。
地心说不是出于圣经，而是来自于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科学”结论。在托勒密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去世几百，但托勒密的地心说——当时最前沿的科学结论———融入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形成了地心说的世界观。
这种思想流传到13世纪，被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学派采纳。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与基督教神学融合在一起。有人说，阿奎那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基督化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包括地心说）在经院学派神学家当中被奉为几乎仅次于圣经的第二权威。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16世纪哥白尼的年代。
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没有挑战圣经，也没有违背基督教教义。它只是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当时最权威的科学——地心说。哥白尼是一位神职人员，热心侍奉教会，相信圣经权威，并没有挑战基督教的意图。
1533年，教宗克勉七世的秘书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向教宗和两位枢机介绍之后，教宗非常高兴，还赠予了秘书非常贵重的礼物以示感谢。
后来，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确有人反对哥白尼。但哥白尼死后，曾经反对哥白尼的一位公爵还资助出版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绘制的天文学图表。总而言之，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并无冲突。
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他推广异端邪教。在布鲁诺的判决书里，提到了布鲁诺的罪名包括：反对三位一体，反对基督的神性和化身，反对耶稣就是基督，反对圣母童贞生子，相信轮回与灵魂转世，经营巫术和占卜。
支持日心说还并没有被算到布鲁诺的罪状之内。当然，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这种做法的确不符合现代的人道精神。我们在这里并不为宗教裁判所的所有行为辩护。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布鲁诺的遭遇与他支持日心说无关。
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印证了日心说。罗马教廷对伽利略的发现表现得很有热情。当伽利略在1611年带着望远镜前往会见教廷的时候，教廷人员非常高兴。
但是，那些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伽利略，并诬陷伽利略在一本为日心说辩护的书中使用一个词语亵渎教皇，导致伽利略晚年被软禁。
这段历史让我们学到很多教训。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一段时期内被接受科学结论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可能被证实是错误的，正如地心说一样。当中世纪的神学家把科学当作权威接受，最后导致了教会的名声受损。同样的事情是否会再次发生呢？今天，教会是不是又把今天普遍被接受的科学当作了真理接受呢？今天被教会接受的科学结论是否会在若干年后被推翻呢？基督徒的信仰需要向科学看齐吗？答案是，不。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的教训。
现代科学的精神动力
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是相信圣经。他们没有把当时的科学和哲学信奉为权威。除了哥白尼和伽利略，还有很多基督徒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基督教信仰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第一，基督徒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某些异教信仰所说的幻象，所以，物质世界是可以认知的。第二，基督徒自然界是神创造的，所以自然界不是神，不是敬拜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第三，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自然法则，所以，自然界运行秩序可以被研究。第四，上帝赋予人理性，所以人可以运用理性认识自然界。
在这些信仰原则之上，科学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科学起到贡献的人。
信心与理性
理性在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没有理性是万万不能的。但理性也不是万能的。如何正确地使用理性？如何把握理性与信心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至今都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奥古斯丁受到以赛亚书7章9节的启发，说：“我相信，以便我能理解。”
八百多年后，托马斯阿奎那则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
奥奥古斯地和阿奎那都承认理性和信心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只是两个人拿捏的分寸不一样。很显然，奥古斯丁把信心摆在优先地位。next（我赞同这一点。）
阿奎那则提高了理性的重要性。“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当我们的理性明白了某些真理，我们的信心会更加坚固。但是，信心的对象并不是都可以用人的理性想得明白。如果把理性当作信心的门槛就错了。 当然，阿奎那对圣经还是有信心的。只不过，他要比奥古斯丁更注重理性。
培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阿奎那重视理性300多年后，培根开始重视自然。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人们对圣经的解释发展出神学。人们对自然的解释发展出科学。神学上，圣经属于特殊启示，大自然属于普遍启示。
但是，如何看待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圣经与自然的关系？这为后人留下了理性的试探。培根并没有用科学否定神学的意图。但是，这种两分法为培根后面的人留下来了科学与神学分家的思想基础。
培根的实验科学方法论在现代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培根认为，认识物质世界最好的方法是 通过“经验”——运用归纳法观察和实验。这种方法论奠定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一直影响到今天。
培根的科学精神与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培根相信，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哲学上叫做“第一因”。自然界的规律是第二因。第二因是因为第一因而存在。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第二因。在科学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也应该默想第一因——上帝。这种科学与神学不分家的思想支配了17-18世纪许多基督徒科学家的研究精神。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但科学不否定圣经，自然不取代上帝。 人用信心相信上帝。用经验认识自然。
培根的科学思想影响了英国的科学革命。1660年，英国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至今它仍然是世界最顶尖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起初，皇家学会会员的科学精神大多继承了培根的思想。
高举理性的时代
现代科学注重经验，同时也运用理性。理性是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但也是人类面临的试探。自从人类堕落之后，人的理性就被罪污染。罪性总是有诱导人怀疑上帝的话语。理性可以被用来认识上帝和祂的创造，也可能被用来怀疑上帝。
培根把理性与经验放在上帝的权威之下来使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保持这种敬虔的态度。与培根同时代的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就在《论真理》中提出一个动摇基督徒信仰的说法：自然宗教的原理不是来自于圣经，不是由圣灵的内在见证所接受，而是来自理性本身。赫伯特勋爵直言不讳地让人们从启示性教义转向理性。
约翰洛克努力反驳赫伯特对神圣启示的否定，可是，约翰洛克不是高举纯正的基督教教义上，而是高举理性去反驳赫伯特。洛克尝试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统一起来。其结论是，启示性的真理需要通过理性检验。
在法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呼唤人类向理性致敬。人们从上帝的启示转向了自身的理性。
自然神论的兴起
与洛克同一时期的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天体运行的精美图画。牛顿本人并没有像洛克那样高举理性。牛顿相信，他研究的自然规律是上帝的创作，但上帝也可能会改变这些自然法则而施行神迹。
牛顿的后人演绎了他的科学成果，确没有继承他的信仰。科学与理性主义促使人们放弃对上帝启示性真理的信心。牛顿之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既然宇宙如同牛顿的力学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依靠自然法则规律运转，那么，上帝在创造完自然规律之后是否就可以退场了？于是，自然神论产生了。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然后从宇宙中退场，让大自然在自然法则的维护下运行，而不再干预。如同一个钟表匠，给钟表上了发条，然后，转身离开房间，让钟表自行运转。
自然神论违背圣经。因为圣经里说，基督用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都是靠他而立。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规律，而且维护自然规律的有效性。上帝完成了创造之工后，仍然每时每刻执行护理之工。自然规律无法脱离上帝的护理而有效运行。上帝始终介入自然界的护理，并在某些时候依据他的旨意干预自然法则，施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
牛顿不需要为自然神论承担道德责任。因为想不到他后来的人会走到自然神论者一步。自然神论也不是牛顿的本意。
18世纪，自然神论的兴起导致人们开始怀疑神迹的真实性。大卫休谟毫不留情地说，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里才有真正的知识，至于神学和形而上学应该扔到火里。经验科学被培根用来去探寻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到了休谟的时代，它却被用来否定上帝。
在休谟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人信上帝。也许，休谟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算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的思想把人们朝着远离上帝的方向带领。整个时代都接受休谟的思想还需要一段过程。在自然神论的世界观里，上帝之存留于宇宙之外。但是，自然神论至少还是有神论。 19世纪兴起的进化论则给有神论带来沉重一击。
科学与神学分家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反对基督教的人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认为，如果自然界本身可以通过进化产生物种，让人们就有理由不相信上帝了。如果进化论成立，那么，自然界就可以是亘古长存、自有永有的存在。这就形成了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造物主，宇宙自身独立存在。科学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精神支柱。人们要用科学认识自然，并解决自然界的问题，不再寻求上帝的启示。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在自然主义的哲学框架里产生的。自然主义违背圣经真理。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违背了基督徒的信仰。
进化论成了攻破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炸弹。达尔文做好了这个炸弹。 赫胥黎把这颗炸弹放在炮筒里发射出去，引爆在欧洲的科学界和整个文化领域。赫胥黎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赫胥黎未必认同进化论的所有观点，但他要利用进化论作为屠刀，把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彻底切割。
赫胥黎骨子里痛恨基督教。他立志发展出自然主义哲学取代基督教信仰。当时，伦敦的皇家学会是最顶尖的科学研究机构，里面的成员基本都是基督徒，他们在科研精神多少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赫胥黎看不惯这一点，他决心把科学从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里拉出来，并且用科学打败基督教信仰。他扮演者一个科学宣教士的角色，不遗余力的追求这个目标。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了X俱乐部（X-Club），致力于拿下英国的科学界，来推行他们的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下，1873 至 1885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历届主席都是由X俱乐部的成员担任。并且，X俱乐部的成员逐渐掌控了英国全国范围内许多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当时，英国的科学界处在全世界的前沿。赫胥黎和他的同党控制了引领全世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
在这段时期，赫胥黎本人也逐渐成名，开始在许多公共平台上演讲，发表高举科学，打击基督教的理念。进化论也被推广，当作科学权威被大众所接受。
除了赫胥黎和达尔文，19世纪的欧洲还有其他许多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反基督教文化思潮如同一场龙卷风，把基督教文明的大树从欧洲土地上连根拔起。人们把科学摆在了圣经的位置上，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的启示。这种思想后来也影响到美国，乃至全世界。2021年的人类仍然在吃着赫胥黎的炮灰。
科学崇拜
今天的人们对科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几乎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19世纪的孔德提出了他的社会演化学说：人类最原始的阶段是神学阶段，人们寻找事情的超自然解释。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的阶段，通过哲学解释这个世界，第三个阶段最高级是科学的阶段，人们透过科学实验寻找真理。
孔德坦白的承认自己提出的这套理论本质上就是宗教。
之所以说“科学至上”的信仰有宗教性质，是因为人们用经验取代了启示。仿佛人们可以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性的方法认识所有真理，而不再需要上帝的启示了。人们用理性取代了信心。人们拒绝相信头脑里想不通的事情，仿佛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事都可以涵盖在理性的框架里。但事实上，接受某些科学结论也需要信心，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人们用大自然取代了上帝。大自然成了永恒的存在，而不需要造物主了。人们用科学取代了基督的救赎。人们相信通过科学的发展来医治疾病，延长寿命，解决环境污染，甚至把科学应用在社会领域规划更好的社会制度，最终实现人类的乌托邦理想。 人们期待科学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也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一定可以攻克所有难题。对科学的信心本质上是人类的骄傲。科学成了人类自我救赎的途径，这本质上就有宗教性。
还原科学的位置
孔德把科学摆在最崇高的位置，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很多其他问题。人不仅需要科学，人还需要伦理，人还需要道德，人还需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哲学会谈论这些问题。神学更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上帝启示的真理包罗万象，在神学框架里，我们可以找到学科的位置。科学可以放在创造论的范畴里。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神的创造。依据人论、罪论、救恩论，我们可以发展出符合圣经的教育。依据创造论框架里的科学，并结合罪论和末世论，我们可以有效地发展环境保护。依据人论、罪论、救恩论和教会论，我们可以发展出符合圣经的辅导学，不是基于心理学的心理辅导，而是基于圣经的心灵的辅导或生命的辅导。
科学研究方法与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实验科学研究的方法基本有这样几个步骤。首先，观察客观现象，获取数据。然后，用归纳法，从观察的个别现象中总结出普遍规律，提出假设。接下来，运用实验的方法对假设进行重复验证。收集实验数据并进行分析。将实验结果与假设进行对比。如果实验重复印证了前期假设，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增加了人们对假设的信心。研究者可以写论文，把他的实验和结论发表出来。如果其他人用同样的方法做实验，也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前期的假设就被人们接受为真实可信的普遍原则。重复验证的次数越多，人们对这一科学结论的信心就越大。但是，如果实验的结论与假设不符合，就证明了假设是错的。研究者需要修正假设，再次进行实验的验证。
在这一套实验科学方法下，我们会遇到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些科学结论被实验反复印证了，并可以转化成技术，造福人类。比如，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木材胶粘剂。我们在实验室里用三聚氰胺和甲醛合成一种胶粘剂，用来制造木地板。这种胶粘剂在高温高压下可以把木材和表面的耐磨层粘合在一起。我用同样的实验条件反复做实验得出同样的结果。工厂用同样的条件生产胶粘剂，并做出木地板，供用户使用。科学转化成了技术。类似的科学成果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祝福。我们都在想用此类科学成果。
第二种情况，科学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它的应用范围有限。万有引力定律是正确的，但是他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微观领域，万有引力的定律不起作用。人们需要用量子力学定律解释微观世界的现象。万有引力定律的普遍性是有限度的。对于这一类科学结论，我们可以接受并相信，但是也需要正确认识它的适用范围。
第三种情况，只有统计学的意义的关于人的研究，并不代表普遍真理。比如，我们对一百位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他们都会在公共场合演讲是而严重怯场。调查发现，这一百个人在童年时都曾经在公共场合讲话之后被人批评过。于是，基于这个调查得出结论：公共场合胆怯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受挫经历产生的心理阴影所致。或者，童年时期的挫败经历会导致成年之后胆怯。
这种结论是普遍真理吗？不一定。首先，影响一个人性格特征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无法排除其他所有因素，而单独建议一个因素和两一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发生在一百个人生命的中的现象未必会发生在第一百零一个人身上。第三，人有主观性。人不像一个玻璃球一样任人摆布地当作研究对象。人的主观性会影响调查问卷的结果。第四，一百个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小部分。统计学上，它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有待验证。
从科学方法论角度看，观察-归纳-实验的方法用在人的身上要比用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偏差更大。有关人的统计学调查距离普遍真理还有相当的距离。相反，关于人的普遍真理在圣经中有明确的启示，比如圣经对人性的普遍特征描述得非常丰富而准确，符合经验，也符合常识。
第四种情况，尚未经过实验重复印证的假设，只能用信心接受。进化论和宇宙起源等属于这种情况。达尔文对物种进行了观察，并归纳总结，提出了个假设。但是，达尔文的假设并没有被实验重复证明，也不可能被实验重复证明。人类无法经历超过数百万年的时间，证明一个类人猿经历进化成一个真正的人。人们希望用化石来印证进化论的假设，但是，至今化石仍然不充分。而且推测化石年代的方法本身也是建立与一些无法重复验证的假设上。
相信进化论所需要的信心程度并不亚于相信圣经所需要的信心。当进化论被冠以科学之名强迫人相信，这就不是科学的思维，而是意识形态的灌输。
前两种情况的科学成果可以祝福人类。后两种情况如果被盲目地当作普遍真理使用，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
进化论很显然不满足实验科学验证循环的要求。于是，人们就把进化论归属于“历史科学”的范围范畴。
历史科学不是历史学，而是用所谓的科学方法研究不能实验重复的过去的事情，比如，进化论，地球的年龄，宇宙的起源，等。人们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反复验证宇宙的起源，或者生物的进化，只能寻找历史的证据去印证某些假设。
历史科学需要更多的假设。比如，人们假设地球年龄超过数亿年。这一结论无法用实验重复印证。人们采用碳14测年法等技术推测化石的年龄，进而印证地球的古老年龄。但是碳14测年发本身也建立在几个不能证明的假设之上。接受历史科学的某些结论需要更大的信心。
其实，研究历史科学更为可信的方法是寻找历史文献的记载。比如，我们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计算出秦始皇生活的年代。因为历史的见证人是重要的证据之一。
研究物种的起源，与其开脑猜想，不如寻找见证人的历史记载。上帝就是见证人，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和物种。上帝把他的创造通过启示的方式在圣经里告诉了人类。可是，人为什么不采纳圣经这这本宝贵的证据呢？
有人说，上帝的存在以及圣经的话语无法用科学验证。那么，进化论同样无法验证，至今都证据不足，为什么我可以相信呢？这不是科学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关键问题是：你愿意相信什么？
这里列举几个创造论科学的研究机构：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The Creation Science Association、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等。Answers in Genesis也是致力于推动创造论的机构。 相信圣经真理的基督徒科学家以圣经为基础，用科学研究创造论，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他们的科学研究并没有推翻圣经，反而坚固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
科学有限，启示必须
科学研究的范围是有限的。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但是上帝也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当上帝这么做，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这叫做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具有普遍性，无法重复实验。所以，神迹奇事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和能力。不是神迹不可信，而是科学太有限。
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也不是无用的。正确看待科学的态度不是迷信科学。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人的理性和经验都非常有限。关于真理，我们更需要神的启示。
神启示给我们关乎生命的真理——有一位神；世界是祂创造的；人有罪；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将来有天堂也有地狱，等等。这些关乎灵魂与永恒的生命之道超出了科学的研究能力。科学可以提供医治疾病的药物，确不能赐人永生。如果我们把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拒绝了生命之道，岂不是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人可以用科学去探索上帝没有在圣经里说明的自然规律，并加以合理的使用，来祝福人类。神创造了自然界，以及自然规律。神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探索上帝创造的自然。科学成果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之工的奇妙，也看到上帝赐给人的理性何等宝贵，从而，我们更加敬畏上帝，也让自己更加谦卑。历史上那些基督徒科学家正是带着这种谦卑和敬畏的态度从事科学工作。他们的科学研究不是彰显自我荣耀的工具，而是在认识上帝的朝圣之旅。这样的科学精神让人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避免了造假夸大的虚伪，而是踏踏实实，谦卑诚恳地去触摸上帝奇妙的作品。
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有我们的理性不能理解，需要凭着信心接受的真理。有一位上帝。祂是公义而慈爱的神。祂对人施行审判，也为人预备了赦免和永生的恩典。 不要让科学引诱你在通往永恒的道路上走错方向。要顺服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下，走上通往永生的路上。在这条道路上，透过科学瞻仰上帝的智慧，并用科学祝福世上创造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