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双重标准”？
在美国，ICE 等联邦执法部门正在驱逐大量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却遭遇部分民众的激烈抵制，并在明尼苏达州引发了严重的武力冲突。截至目前，已有两名参与抵抗
ICE 的人员在与联邦执法人员对峙过程中死亡。
有人把美国当下发生事件与中国及香港发生的事件作对比，例如：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方对抗议者的武力镇压，以及 1989 年“六四屠杀”中军队对学生的武力镇压。
由此产生一种指控：如果你在“反送中”和“六四”事件中谴责代表政府的警察与军队、声援抗议者，那么在美国你就应当谴责川普政府和
ICE，并声援反 ICE 的抗议民众；反之，如果你在中国问题上谴责政府、支持民众，却在美国问题上谴责民众、支持政府，那就是“双重标准”。
所谓“双重标准”的误解
这种“双重标准”的指控并不成立。事实上，如果使用基于圣经的正义标准衡量中美两国的警民对峙，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 香港“反送中”和“六四”等事件，中国政府的镇压是不正义的；
- 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当下美国发生的事情，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是正义的，而以暴力方式反对
ICE 执法则是不正义的。
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处境下，同一套标准的具体应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进入理论讨论之前，不妨先讲一个比喻。如果有一位生活在美国、严重肥胖、胆固醇过高并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要给他吃一盘五花肉，我一定会阻止你，因为这会直接威胁他的健康。
但如果是一位生活在中国偏远山区、长期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我反而会鼓励你给他吃五花肉，因为他迫切需要补充脂肪。
同样是一盘五花肉，让这个人吃、不让那个人吃，并不是双重标准。事实上，你使用的是同一个标准——营养学中关于食物成分与身体健康的原则。同样的标准在不同身体状况的人身上，会得出不同结论。
同样的道理，中国和美国正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状态，就如同营养过剩者与营养不良者的差异。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两国政府对等，也不能将两国民众简单类比。
判断正义的根基：上帝所设立的秩序
我曾多次强调：人世间的正义必须建立在上帝所设立的秩序之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借用刘军宁先生“神定秩序”的概念，总结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神圣秩序。有人将其称为“自然法”，但我更倾向于使用“神定秩序”，原因在该文中已有说明。
在此，只简要概括神定秩序中的两方面的内容：上帝赋予公民个人的人格属性，以及上帝赋予政府的职责。
公民个人的属性：1.
权力与责任
不论国籍、种族，只要是人，就应当具备上帝所赋予的人格属性，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上帝的形象包含“治理的权柄”。上帝拥有至高主权，却将治理地球及其受造物的权柄托付给人，使人作为管家参与管理全地。因此，人既有使用和支配物质财产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正是财产权的神圣根源。“不可偷盗”的诫命，正是在捍卫这一秩序。但权力从来不可能脱离责任而存在。人类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向上帝交账。
公民个人的属性：2.
自由与界限
人不是无生命的劳动机器，而是有灵的活人，因此自由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可以随意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创
2:16），但这种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创 2:17）。自由若没有界限，人可能会变得如同禽兽放纵本能的欲望；界限若没有自由，人便沦为没有意志的机器。自由与界限的并存，正体现了人的尊严。
公民个人的属性：3.
差异与平等
随着人类繁衍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职业、角色、权力与财富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但这些差异并不否定人在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上的平等。在创造秩序中，亚当与夏娃在角色上有差异，却在人格尊严上完全平等。这一“差异与平等并存”的原则，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政府的职责：抑制罪恶，维护秩序
人类堕落之后，罪进入世界。因此，上帝设立了公义审判的原则：“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申 19:21）。
新约圣经更明确指出，上帝将这一权柄托付给执政掌权者——也就是政府。广义而言，政府是掌握公权力、以刀剑施行赏善罚恶的机构（罗
13:1–7；彼前
2:13–14）。
刀剑代表的强制力无法根除人心的罪，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罪行。这正是上帝护理世界的方式之一。正如马丁·路德所言，世俗权柄是上帝设立的工具，用来维护秩序、惩罚作恶、保护无辜。
主持正义的政府
当我们把上帝赋予个人的属性与赋予政府的职责结合起来，就能看清一个主持正义的政府，应当将自身权柄顺服于上帝的权威之下，保护公民敬拜与信仰的自由；保护个人自由，同时设立抑制罪恶的界限；保护财产权；在司法上平等对待所有人，使法律既不只服务权贵，也能保障弱势；接纳上帝护理之下的合理差异，而非用政治手段强行抹平差异。
政府并不能赋予公民权力和自由；政府的职责在于保障上帝所赋予公民的权力和自由不被侵犯。而公民若要善用权力与自由，则必须具备道德操守与敬虔的信仰。因此，政府首先应当保护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不应逼迫教会。
与此同时，教会也应承担起自身的信仰责任，教导信徒在私德与公共生活中行善。教会与政府各自发挥其应有的职分，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社会的良善，并抑制罪恶的蔓延。
然而，政府本身并不具备实现救赎的功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罪行，惩治罪犯。而教会与基督徒个人也可能出现信仰的懈怠。由于公民普遍受罪性的辖制，人都具有道德犯罪的倾向，因此，即便政府尽职尽责，也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堂”。
真正完美、无罪的天堂，唯有在基督再来之后才能实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所能追求的，只是一个相对不那么败坏的社会。而政府履行何种功能、以何种方式行使权力，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中罪恶扩散的程度。
中美对比：两种形式的非正义
美国左派的非正义
进步主义者，即那些主张极端左派政治理念的人，高举自由却忽视界限，只追求权力而逃避责任，只强调平等却拒绝差异。这种单向度的追求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放纵。这正是当今西方左派所推崇的“进步主义”的错误。
他们表面上高举“人”，实际上却贬低了人的尊严。因为人的尊严体现在能够节制地生活、遵行道德，并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放纵无度的生活，不仅使人失去美德，也使人失去上帝所赋予的尊贵与荣耀。
中国极权的非正义
极权政府要求人民遵守界限、履行责任，加剧权力和财富的差异，同时试图剥夺上帝赋予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忽视人与人之间在尊严与价值上的平等。这同样是对人格的扭曲。因此，在中国，即便人民可以享受美食、乘坐便捷的交通工具、居住在高楼大厦之中，社区和街道在表面上看似和平有序，几乎所有集体暴力事件都被扼杀在萌芽阶段，但这种表面的秩序却是以抹杀人民人格为代价来维持的。
这种看似有序的治理模式并不值得赞扬，因为它以另一种残酷的方式奴役着每一个个体。它通过公开逼迫教会的方式与上帝为敌；它让人满足于物质和肉体的短暂享受与安慰，却放弃更尊贵的灵魂自由、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这实质上是在抹杀上帝的形象，使人无法活出上帝所赋予的尊贵和荣耀。所以，中国的专制体制并没有遵守上帝设立的秩序。法老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敌基督的秩序。法老自居上帝的位置，接受人民的膜拜，并且阻止人民敬拜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
神定秩序的标准应用于中美两国
美国左派政治试图扼杀人的责任、差异和界限； 中国政治则试图扼杀人的权力、平等和自由。两者都在颠覆上帝设立的秩序，因此都是不正义的。
不同的是，在美国，这股不正义的力量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和政治动员体现，明尼苏达的反
ICE 行动正是其结果；在中国，这股不正义的力量仍然掌权，通过国家机器镇压寻求自由与权利的民众。
因此，美国反 ICE
的暴力抗议者，与中国极权政府在本质上属于同一阵营——他们共同追求颠覆神定秩序。
在拜登执政期间，政府未能履行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职责，甚至纵容非法移民问题，为美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隐患。
川普政府只是依法行使政府当行使的权柄，却因情感冲击而被指责“冷酷”“严厉”。问题不在于执法本身，而在于人们错误地以拜登时期的失职作为参照标准。
现在的美国就像一栋从内部开始坍塌的大房子。曾经富丽堂皇、生活舒适，主人也很友善，曾欢迎很多外来者。但过去几年，大量人通过非法方式涌入。房子里债台高筑、犯罪率飙升、梁柱松动、门窗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房主必须恢复法律和秩序。对那些持枪阻挠执法、开车撞击执法人员的人，依法必须使用武力制止。过程中难免出现悲剧，我们都不希望有人死亡。但房主依据法律清理自家房子、挽救危机四伏的家园，这没有错，这是对所有居住者负责的做法。
而左派组织和政客为了政治目的，煽动或纵容民众抵制联邦执法。明尼苏达发生的事已不是和平抗议，几乎接近内战和暴力革命。他们故意挑衅执法人员，引发冲突；有人在冲突中死亡，他们就把死者包装成烈士和英雄，利用民众同情心，煽动更大规模骚乱。
即使某个执法人员防卫过当，也应依法处理该人，但绝不能用个案把“反ICE”正当化，更不能妖魔化联邦执法人员。他们是这个国家的英雄：在被媒体污名化、被抗议者辱骂甚至袭击的情况下，仍冒着生命和名誉的风险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是在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牺牲。
最后说说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民众。虽然有人批评他们的部分领袖支持美国左派政治议程，但我不认为这应该用来否定他们在香港抗争的正义性。正如一个营养不良并骨瘦如柴的人，如果他羡慕血脂偏高的肥胖者，你就会因此不给他吃肉吗？你担心他将来也变胖并高血脂，就剥夺他吃基本食物的权利吗？当然不行。同样，在香港，无论那些领袖认同哪种西方意识形态，他们毕竟生活在东方极权专制的阴影下，他们只是争取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这无可厚非。所以，当我们应用圣经原则时，必须考虑各地不同的处境。
愿更多基督徒为美国祷告，求神苏醒更多人的心，让更多人看破谎言，阻止罪恶，维护神圣的秩序与真正的正义。